过去二十多年,澳洲一直是中国学生和亚洲学生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很多华人家庭对澳洲并不陌生:这里有英语环境,有相对安全的社会,有不错的大学,也有毕业后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但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家长和学生开始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澳洲还像过去那样欢迎国际学生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澳洲近来不断收紧学生签证,提高签证费用,控制国际学生人数,并把国际教育与住房压力、移民压力和教育质量风险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回避。任何一个成熟国家,都需要认真管理签证诚信、教育质量、住房供应和公共服务压力。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学生释放出来的主要信号,只剩下“收紧”“加费”“设限”和“不确定”,那麽学生和家长一定会重新考虑。
我在澳洲大学工作多年,也长期参与国际教育和跨国合作。我的观察是,国际教育从来不只是大学招生部门的事情,也不只是学费收入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国家信号。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国际学生,其实反映了这个国家怎样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怎样建设未来人才,也怎样看待与亚洲的长期联系。
对中国家庭来说,送孩子出国读书不是一次普通消费,而是一个重大家庭决定。家长会看大学排名,也会看安全、费用、签证、毕业后机会、社会态度和政策稳定性。很多时候,他们并不需要读完整的政府文件,只要看一段时间的政策变化,就能感受到一个国家到底是更欢迎,还是更犹豫。所以,学生流向不是简单的市场数据,而是一种信任投票。
澳洲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在重新定位国际教育。
新西兰正在明确把国际教育作为出口产业来重建。它释放的信号比较清楚:欢迎国际学生,希望恢复教育出口,也愿意改善学生在读期间和毕业后的机会。
香港的方向不同。香港正在把国际教育放进更大的“人才战略”里面。提高非本地学生比例上限,吸引内地和亚洲学生,把大学、科研、产业和创新连接起来。香港竞争的不是单纯的学费收入,而是未来人才和创新网络。
韩国也在加快行动。韩国把国际学生与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地方大学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联系起来。换句话说,韩国不是只把国际学生看成课堂里的学生,而是看成未来人才管道的一部分。
这些地方的政策各有问题,也都不可能被澳洲简单复制。但它们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正在清楚回答一个问题,国际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相比之下,澳洲现在的答案并不清楚。
有时候,国际教育被说成是澳洲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澳洲大学需要国际学生,城市经济也从国际学生消费中受益。可是另一方面,国际学生又经常被放在住房危机、移民压力和社会负担的讨论中。这种矛盾会被海外市场读懂。
从大学角度看,国际教育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关掉的水龙头。一个海外合作项目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建立起来,一个国家的留学声誉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形成。可是信任一旦受损,恢复起来会非常慢。
从法律和治理角度看,政策可预期性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优势。一个国家当然有权调整政策,但政策调整需要清楚目标、合理过渡和稳定信号。如果政策给人的感觉是不断应急、不断补洞、不断回应短期政治压力,那麽即使每一项具体措施都有理由,整体效果也可能是让人失去信心。这对澳洲尤其可惜。
澳洲本来有很强的国际教育优势。这里的大学质量不错,社会多元,距离亚洲近,也有大量成功的国际学生和移民故事。很多华人家庭对澳洲有真实的亲近感。可是这种亲近感不是永远存在的。香港、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在积极争取亚洲学生和人才。
如果一个中国家庭觉得澳洲越来越贵、签证越来越难、毕业后路径越来越不确定、社会舆论越来越不友好,他们不会等待澳洲内部政策慢慢调整。他们会直接比较其他选择。
当然,澳洲也不应该回到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模式。大学确实需要反思:是否过度依赖某些国家市场?是否真正重视国际学生体验?是否在住宿、就业支持、语言支持和学习支持方面投入足够?但改革国际教育,不等于把国际学生当成风险来管理。解决住房问题,也不应该让国际学生成为最方便的替罪羊。
澳洲真正需要回答的是:我们到底希望国际教育为这个国家做什么?如果国际教育只是收入来源,政策就会围绕收费和规模打转。如果国际教育只是移民风险,政策就会围绕限制和审查打转。如果国际教育只是大学自己的事情,国家战略就会缺位。但如果澳洲承认国际教育也是人才战略、区域外交、科研合作、产业发展和社会开放的一部分,那麽政策设计就会完全不同。
澳洲需要一个更成熟的国际教育战略。这个战略不应该只是问:我们最多允许多少国际学生进来?它更应该问:我们希望吸引什么样的人才?怎样让他们在澳洲学习、成长、贡献?怎样让国际教育服务于澳洲与亚洲的长期关系?怎样在管理风险的同时,保持澳洲作为开放国家的信誉?
对华人社区来说,这个问题也不遥远。很多今天的澳洲华人,曾经就是国际学生。很多人留在澳洲,成为专业人士、纳税人、家长、企业经营者、社区成员,也成为连接澳洲与亚洲的重要桥梁。国际学生不是一个抽象数字。他们可能是未来的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研究人员、创业者,也可能是未来澳洲与亚洲之间最自然的民间连接。所以,当我们讨论国际学生时,不应该只讨论他们带来多少压力,也应该讨论他们带来多少长期价值。
今天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澳洲是否应该无限增加国际学生人数。没有任何严肃的政策讨论会这样主张。真正的问题是:澳洲是在建设一个有目标、有秩序、有吸引力的国际教育体系,还是只是在一项政策接一项政策地管理收缩?
学生和家庭正在观察。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正在行动。澳洲不能只问:我们愿意接收多少国际学生?澳洲更应该问:我们希望通过国际教育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作者:Grace Li,悉尼科技大学法学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教育、跨国高等教育合作与澳洲-亚洲教育交流工作。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2026年07月02日 19:11 发布
悉尼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Grac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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