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 Newtown 选区议员、绿党代表 Jenny Leong 近日接受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专访，分享她的个人成长背景、从事人权工作的经历，以及她对 Newtown 社区、公共房屋、城市发展、社会凝聚力与环境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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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Leong 已代表 Newtown 选区超过十年。进入政坛前，她曾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担任全球人权倡议工作者，长期参与国际人权及社会公义工作。她表示，自己并非出身政治家庭，也不是从小立志从政，但回顾人生经历，无论是家庭背景、求学经历，还是后来的人权工作，都逐渐把她带向公共事务与社区倡议。

从阿德莱德到悉尼：多元文化家庭塑造公共服务理念

Jenny 表示，自己在南澳阿德莱德长大，青少年时期搬到悉尼，并曾就读悉尼大学。她形容悉尼是一座自己搬来之后逐渐爱上的城市，如今能够在新州议会代表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社区发声，是一份很大的荣幸。

她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当年以国际学生身份来到澳洲。Jenny 提到，父亲的家庭背景本身相当复杂：祖父母来自中国大陆，后来移居马来西亚；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而父亲的大哥则是在中国出生。这种跨地域、跨文化的家庭历史，令她从小便接触到移民、家庭责任及身份认同等议题。

Jenny 特别提到，父亲是家中七个兄弟姊妹中最年幼的一位。当年兄弟姊妹共同努力，支持他接受教育并来到澳洲留学。她认为，这段家庭经历让她深刻理解「集体支持」的重要性，也让她看到家庭、朋友、社区网络如何在人生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她指出，自己并不是在政治家庭中长大，也没有在大学主修政治，年轻时亦不是特别热衷政治。然而回顾过去，她发现自己人生中的许多选择，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社区、集体行动、减少不平等，以及追求更公平的社会。

「租金太高」：Newtown 最大挑战直指住房危机

谈到 Newtown 社区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Jenny 的回答非常直接：租金太高。

她表示，悉尼不应该变成一座只有超级富裕人士才能居住的城市，而应该是一座属于所有人的城市。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真正面对住房负担能力危机。

Jenny 指出，社会上经常讨论超市物价、能源帐单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但对多数家庭而言，每周最大的支出仍然是租金或房贷。她认为，住房成本已经成为压在居民身上最沉重的一项负担，也正在改变 Newtown 及悉尼内城区的社区面貌。

她提到，住房压力对不同群体造成不同形式的影响。艺术工作者因为负担不起租金而被迫离开城市；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可能住在挤迫、不安全的出租环境中；部分年长女性甚至被迫睡在车内；而一些家庭即使想与亲人同住或照顾年长家人，也因为找不到可负担的合适住房而无法实现。

在 Jenny 看来，住房问题已经不只是房价和租金的问题，而是直接关乎社区能否保持多元、活力与包容。如果悉尼只剩下高收入者能够留下，城市原本的文化、创意和社区连结都会受到削弱。

公共房屋轮候名单背后：真正需求远高于官方数字

目前新州社会房屋轮候名单上有超过六万户家庭。Jenny 认为，这个数字本身已经清楚说明制度失灵。

她强调，轮候名单上的家庭并不是「可能需要住房」的人，而是已经完成政府申请程序，并被正式评估为符合公共房屋资格的人。换言之，这些人已经被政府确认有需要，但仍然要等待多年才能获得住房。

Jenny 进一步指出，实际需求很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因为不少人明知公共房屋轮候时间可能超过十年，便干脆放弃申请。因此，轮候名单只是反映了部分需求，而不是全部住房压力。

她表示，当前新州住房危机并不只集中在某一个年龄层或社群，而是横跨整个社会。越来越多人露宿街头或睡在车内；年长女性已成为新州无家可归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年轻人、学生和国际学生则常被迫住在挤迫或不安全的出租房中。

Jenny 认为，从无家可归人数上升，到公共房屋轮候名单过长，再到私人租屋市场租金高企，整个住房系统都处于危机之中。

她主张，政府需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包括监管租金、兴建更多公共房屋，并停止把住房主要视为投资商品。她强调，住房应该像医疗和教育一样，被视为基本公共服务，而不是让少数人从危机中获利的工具。

TOD 发展：不能只靠规划文件解决住房危机

近年新州政府积极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即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 TOD，希望透过在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宅密度，改善住房供应。

对此，Jenny 表示，政府公布规划改革和重新划区方案并不足够。她指出，人不能住在规划文件里；真正需要的是房屋、建筑和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她认为，单纯重新划分土地用途，然后期待私人市场提供足够住房，并不能真正解决住房危机。因为私人发展商最终仍然以盈利为目标，他们兴建的项目往往会倾向高端市场。

Jenny 指出，政府其实已经拥有大量公共土地，包括铁路走廊沿线土地。如果政府愿意，可以直接利用这些土地兴建公共房屋及可负担住房，并更快回应实际需求。

她担心的是，在现行模式下，即使房屋数量有所增加，新增供应也可能主要是豪华公寓或高价住宅。这样一来，社区表面上增加了住宅，但实际上普通居民依然住不起，甚至会令原有社区变得更加昂贵。

因此，Jenny 认为 TOD 的关键不只是「建更多房子」，而是要问：建的是什么房子？为谁而建？是否真正可负担？是否有足够公共房屋和社区基建配套？

Waterloo 公共房屋拆卸：住房危机中不应拆除可居住房屋

访问中，Jenny 亦谈到近期备受关注的 Waterloo South 公共房屋重建项目。

她表示，在住房危机如此严重的时候，政府仍然将公共房屋居民迁出，并拆除仍可居住的公共房屋，令她感到非常震惊和忧虑。

Jenny 指出，工党在反对党时期曾承诺会保留 Waterloo 公共房屋，并公开表示会「拯救 Waterloo」。然而在执政后，相关拆卸工程仍然推进。她批评，政府如今的做法与当初对居民作出的承诺并不一致。

她亦提到，在相关抗议现场，警方被派往保护施工承包商设置围栏，为拆卸工程作准备。Jenny 认为，这不只是 Waterloo 一个社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新州公共房屋政策中更广泛的方向。

她指出，类似情况亦正在新州其他地区出现，包括 Illawarra、Bellambi 以及 Maroubra 等地。她担心，政府正以「更新」或「重建」之名，逐步拆除公共房屋，并以混合私人住宅、可负担住房和社会住房的模式取代原有公共住房。

Jenny 认为，在住房危机中拆除仍可居住的公共房屋，没有合理理由。尤其是政府在其他地方仍然拥有空置公共土地，例如 Redfern 至 Eveleigh 一带，就有土地可以先行兴建新住房。

她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政府可以先在空置公共土地上建房，为什么要先把现有居民赶离家园，再拆除他们的住房？

在她看来，城市更新应以保障现有居民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公共房屋居民和社区网络作为代价。

住房作为人权：不应有人被驱逐至无家可归

Jenny 近年积极推动新州引入更强的人权保障，包括将住房权纳入法律框架。

她表示，自己曾与 Human Rights Act for NSW Alliance 合作，并提出私人议员法案，希望在新州法律中明确保障基本人权。当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住房权。

Jenny 认为，在目前的住房危机下，住房权尤其重要。当越来越多人面临被迫搬迁、租金压力和无家可归风险时，政府有责任承认住房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人类需要。

她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个别投资者的利润，会被放在市民对安全、稳定及可负担住房的需求之上？

她举例指出，有租客被迫搬走，只因房屋要改作短租用途；公共房屋被拆除；而政府又未能提供足够房屋给最脆弱社群。她认为，这些情况都不能接受。

Jenny 强调，法律保障固然重要，但政策也必须配合。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有人被驱逐到无家可归的处境之中。

社会凝聚力：尊重不同声音，而非要求沉默

谈到 Newtown 社区及围绕加沙冲突引发的公共讨论时，Jenny 对「社会凝聚力」一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表示，社区当然需要尊重、安全、平等与免于歧视。不同背景的人应该能够在同一个社会中被公平对待，并享有尊严。

然而，她亦指出，部分政治人物在使用「社会凝聚力」这个词时，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降低声量，甚至停止批评政府。她认为，这是危险的方向。

Jenny 强调，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必须有权表达不同政治观点，有权反对政府政策，也有权参与和平示威。真正的社会凝聚力，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立场，而是即使有不同意见，人们仍能在尊重和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公共讨论。

她亦批评新州政府虽然不断谈及社会凝聚力，但长期承诺改革反歧视法，却迟迟未有实质进展。她认为，如果政府真正关心社会凝聚力，就应该处理导致社会压力和不满的根本问题，而不只是要求示威者或批评者保持沉默。

在加沙议题上，Jenny 的立场鲜明。她认为，澳洲政府在国际人权议题上的取态，会直接影响本地社区对公平、正义和民主价值的信任。

和平示威权利：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曾在人权组织工作的政治人物，Jenny 对和平示威权利有很强烈的立场。

她提到，自己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时，曾为世界各地人民争取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包括缅甸、伊朗、中国及其他地区。

她认为，这些自由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民主社会中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方式。

Jenny 表示，她担心新州近年对和平示威的限制不断增加。这些限制既来自法律和法院，也来自警方在示威现场的执法方式。

她批评部分示威活动中出现过度警力，包括近距离使用胡椒喷雾、推挤示威者、令示威者受伤等情况。她认为，这不只是削弱示威者权利，也会损害整个社会对警方的信任。

Jenny 指出，如果市民看到警方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强硬手段，那么当他们自己成为受害者时，例如遇到种族歧视、性骚扰或家庭暴力时，可能也会对向警方求助感到犹豫。

她认为，社区安全不应只依赖更多警力，而应该建立在社区互助和彼此照顾之上。

她举例说，疫情期间，她在美国三藩市的亲人所在华人社区曾面对反亚裔辱骂。当地大学生自发组织义工，陪伴长者购物，或替他们购买日用品。她认为，这种社区照顾正是另一种安全模式，不需要依靠暴力或恐吓，而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支持来保护彼此。

One Nation 崛起：源于主流政治失败

谈到 One Nation 及 Pauline Hanson 近年仍吸引部分澳洲人支持，Jenny 认为，这反映了历届政府未能回应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

她指出，许多人承受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及经济不安全感，但却看到主要政党与发展商、大企业、化石燃料产业及政治捐助者关系密切。当人们觉得自己被忽视，就容易被打着「反建制」旗号的政治力量吸引。

不过 Jenny 强调，Pauline Hanson 并不是普通人的真正代表。她指出，Hanson 已在政坛多年，本身就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曾接受富豪和权势者的支持。

Jenny 对 One Nation 尤其感到忧虑，是因为 Pauline Hanson 过去曾发表反亚裔及反移民言论。她提到，自己仍然记得 Hanson 当年谈及所谓「亚洲人入侵」时对华人及亚裔社群造成的恐惧。

她认为，Hanson 会利用种族、性别、性取向、跨性别议题及其他社会分歧来获取政治利益。她提醒华人社区，不要被这类政治话术迷惑，因为这种政治并不是为普通人服务，而是为了权力。

环保政策与社会公平不可分割

作为绿党代表，Jenny 在访问最后亦谈到环保和气候政策。

她表示，从新州层面来看，令她非常担心的是，工党政府执政三年后，原生森林砍伐仍在继续。她认为，在气候危机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继续砍伐原生森林，不仅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也对气候和生态造成长远影响。

在全国层面，她批评联邦政府没有对天然气企业的巨额利润征收足够税项。她认为，如果政府愿意向这些超额利润征税，相关收入可以用于改善公共服务，例如将牙科及心理健康纳入 Medicare、提供免费或更可负担的高等教育，以及兴建更多可负担住房。

Jenny 强调，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不能分开来看。气候变化往往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包括住在劣质出租房的人、低收入家庭，以及住在高温或水灾高风险地区的人。

她指出，在西悉尼，夏季高温对许多居民构成严重挑战；而一些低收入家庭则可能因房价较低，被迫居住在洪水风险更高的地区。

因此，在她看来，气候危机、住房危机、生活成本压力和社会不平等，其实是彼此交织的问题。

长远思考：为下一代留下更好的世界

Jenny 表示，绿党吸引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政治理念并不只着眼于短期选举利益，而是强调为未来世代创造更好的世界。

她认为，政治往往被短期目标主导，但真正负责任的公共政策，应该考虑下一代将要面对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和气候挑战。

Jenny 也将这种长远思考与自己的家庭背景连结起来。她认为，许多华人家庭都理解上一代为下一代牺牲和付出的重要性。她希望社会也能用同样的长远眼光来看待公共政策，不只是考虑眼前利益，而是思考我们将为未来留下什么。

给华人社区的讯息：不要被分化，积极参与社区

访问最后，Jenny 向 2CR 听众及澳洲华人社区传达讯息。

她首先提醒听众，不要被 Pauline Hanson 及 One Nation 的政治说法迷惑，因为她认为这些政治力量并不是站在多元文化社区一边。

同时，她也希望大家保持希望。她表示，改变仍然有可能发生，而最重要的是人们愿意参与其中。

她鼓励华人社区加入社区组织、参与义工服务、关心邻里，并在生活压力和社会挑战面前彼此支持。

Jenny 表示，无论生活看起来多么艰难，社区中总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只要人们愿意连结、参与和行动，就能一起创造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