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澳洲行醫經歷（一）

吳擎添

 

在廣州中醫醫院骨傷科工作了幾年，也在山東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骨傷科進修了一年，業務水準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一直都很努力工作，希望能在骨傷科醫術上有更好的提升，多次向科室領導提出想開展一些新項目、新手術，但總是被阻撓，不讓做，更不准創新。

 

那時我們骨傷科原來的負責人已被邊緣化，科室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一個住院總醫師負責，這個住院總醫師本身業務水準也不高，可能怕創新會有出錯的風險，會影響他的升遷，更可能怕我搞新項目、新手術，成功了會威脅到他的地位吧，就是不準予我作任何嘗試。

 

那時的環境，有些領導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很多人奉行“做又三十六，唔做也是三十六”（做與不做工作，都是每月三十六元薪水，就是吃大鍋飯，等退休）。 如我自己一定要搞一些創新，會有很多眼睛盯著，等你出錯，如有什麼閃失，就會萬劫不復了。

 

看到同科室的一些年老同事，我可以想像得到幾十年後的我是什麼狀況，但我不甘心就這樣碌碌無為一生，就經常思考要做改變。

 

尤其是我很不適應國內的複雜人際關係，同一個科室，如有兩個主任（一正一副也好），靠近A主任不行，靠近B主任也不行，如兩個都不靠保持中立，就會死的更快。 想想都可怕，就决定離開原來的環境，出國尋求新的生活和前途。

 

其實那個時候，我的收入已經很不錯了，我每天下班後都會給一些個體戶看病作治療，當時這些個體戶也叫萬元戶，他們雖然在街市買猪肉、賣魚，或建築裝修，工作很勞累辛苦，很多傷痛，但收入很高，而且他們白天要開檔賺錢，沒有時間去醫院看病，他們也沒有公費醫療，都是自費看病的，而且經我的骨傷正骨手法和獨有的傷科藥治療後，效果很好，他們很願意找我治療，還將我介紹給他們的親友，很多個體戶知道我，那時我在醫院的薪水加獎金收入每月只有100多元，但我下班後“炒更”（兼職）的收入，每月超過1000元，很不錯了。

 

幾千年以來，中國民間流傳著很多有效的中醫秘方、偏方和醫術，為中國人的健康和人種延續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很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中醫先賢的經驗失傳了。我小學時每次看三國演義，看到著名中醫師華佗將畢生醫學心血交給照看他的獄卒，但被獄卒老婆焚燒只剩閹猫閹狗的幾頁，都不禁掩卷長歎，很是可惜。

 

我學習中醫後，總會千方百計的尋找一些民間驗方，現在每次回國，都會把握一切機緣去結識一些民間中醫，從中學習一些有用的知識，或受一些啟發，以開闊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醫術。

 

這幾十年，因緣際會，很慶倖可以學到一些大師的絕招，尤其是出國前，曾有專家特別關起門給我一個人單獨傳授一些他們不願示人的心得，使我掌握了課堂書本學不到的醫學知識和技能。因為那時的人還很純潔，而且我是南方廣州人，不會給遠方的他們搶飯碗。

 

出國前，曾認識一個很大年齡的道醫（道士），治療外科瘡瘍很有經驗，我曾跟他學習了一段時間，掌握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煉丹術，當然，這不是神話傳說的長生不老仙丹，但也是用水銀煉製的紅升丹和白降丹，是外用的，治療外科難愈的創口很有效。

 

那時我有一個科研項目，是外用中藥治療西醫沒有辦法的慢性骨髓炎，這些慢性骨髓炎病人是很痛苦的，創口不能癒合，老是流膿，很痛，西醫只能用抗生素，每天換藥，引流膿液和死骨，也只是緩解一時，最後多要截肢。

 

但我運用改良後的丹藥，填塞創口，可以將骨髓深層的膿液和死骨完全拔出，可以不用截肢，能治好病人多年難愈的流膿創口，還不再復發。

 

後來，我選擇了出國，只好忍痛停了這個項目，否則，我現在可能在這方面有些造詣了。 來澳大利亞後，沒有這些難治的骨髓炎（有也早在醫院截肢了），更不允許使用水銀製劑，所以我再沒有使用過這些丹藥。不過，我受了他的另一個丹藥的啟發，創制了自己的藥油和跌打傷科藥散。

 

他原方是用以治療骨結核的，軟堅散結、消腫很好，但對皮膚的刺激很大，很容易引起皮膚敏感，我出國前就不斷改良，將一些刺激性强的藥去除，不斷篩選改良出既滲透力强，又有強效活血散瘀、消腫止痛、松解黏連的中藥，還不易引起皮膚敏感的中藥配方，經過多年無數次的試用、改良，最後終於有了較滿意的配方，有了自己特有的傷科止痛藥油和跌打傷科藥散。

 

這個藥油和藥散，我大學畢業不久，就不斷的構思改良，那時在醫院上夜班，下班後就去醫院的藥房，請教有經驗的老藥工，自己配藥，碾藥，將中藥磨成粉。

 

那時醫院是沒有電動磨粉機的，老藥工教我如何使用一種輾藥船，這個輾藥船是生鐵鑄成的船型器具，有一個輾刀，輾刀中間有一個木柄穿過，向兩側伸出，將藥材放進輾藥船後，老藥工指導我用雙足踩在輾刀兩側的木柄，雙手拉著房頂的吊繩，運用腹肌來回推輾，將藥材輾成粉，剛開始時，腹肌非常痛，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就可以很熟練的將中草藥碾成藥粉了。相信很多中醫都沒有這個經歷，但我早期就是這樣研製自己的藥方。

 

我來澳大利亞時，也帶了一些我自己秘制的外用傷科藥散，憑著這些有效的傷科藥，我很快就在雪梨競爭激烈的中醫骨傷科領域闖出了屬於我自己的一席位置。

 

這個傷科藥選用數十種名貴中草藥配製而成。具有活血散瘀、祛風散寒、軟堅散結、舒筋通絡、清血排毒的功效，適用於頑固性風濕關節痛、新舊跌打腫痛、運動損傷、筋肌勞損、四肢痹痛、長骨刺、退行性關節炎，尤對久治不愈的痛症、痹症有獨特療效。

 

來澳大利亞多年後，我還在原有配方上加入一些澳大利亞特有的草藥和材料，增强了止痛的功效和護膚作用，减少皮膚過敏的機率。我的中醫骨傷治療有一定的療效，和我這個獨有的傷科藥有很大關係。

 

大概是1988年上半年吧，當時我上門給一個很嚴重腰腿痛的病人作診治，這個病人是一個小官的太太，腰腿痛幾年了，經過很多醫院和醫生的治療，都不見效，不能行動，在家也只能扶著牆艱難的移動幾步，經過幾年的多方治療，基本放弃了。

 

後來有一個經過我治療好了的個體戶介紹她找我診治，經過我的傷科藥治療一段時間，困擾她多年的傷痛徹底消失了，她一家人都很開心，也是這時，我知道她兩個女兒來了澳大利亞自費留學，寫信回家告知父母，她們在悉尼很好，這裡很容易找工作，人工也高。

 

那時我已有了想出國的打算，就和太太商量，她很支持我出國闖闖。就向該病人的女兒詳細瞭解了如何報讀學校，請她們在悉尼幫我報學校、繳費，當時半年學費是3300元澳幣，還要預先支付半年的生活費2400澳元。

 

5700澳元當時對國內很多普通家庭都是一筆天文數字，我們也拿不出這筆錢，就向香港的表哥借錢，並請他在香港找律師做了一份擔保書，連同護照和悉尼的語言學校的入學通知書一起寄到北京澳大利亞大使館申請學生簽證。

 

申請出國護照還有兩個小插曲。申請護照需要工作單位出證明，當時醫院管業務的副院長卡住不批，我也出來工作幾年了，有了一定的社會經驗和閱歷，不再像讀大學時的無知了，就帶著禮物到那個副院長家拜訪，她說：醫院剛花錢送你去山東進修，而且，你們科的主任快要退休了，你現在是業務骨幹，是醫院重點培養對象。

 

我和她說：院長，我只是出國學習，不是不回來的，學成後我就會回來效力醫院的。 她想了一會說：你剛進修回來不久就要出國，我很難做的，這樣吧，你將去進修一年的學費和薪水退回給醫院，我才能批準你申請出國護照。就這樣，我退回一筆錢給醫院，才能申請護照。

 

第二個小插曲是，當時我們取得護照前，需要到倉邊路的一個公安部門上一個學習班，由公安部門的人給我們準備領取護照出國的人上課，要我們出國後要愛國，不要被敵對勢力策反。有一個我們骨科的醫士和我一起去上課，他準備申請去日本留學。

 

後來我來了澳洲幾年後，有一天在悉尼唐人街見到他，才知道他申請留學日本的簽證沒有批下來，後來才轉申請來澳洲留學，耽擱了幾個月，89年6月後才到澳洲，以後的際遇就很不一樣了。

 

我决定要出國留學時，我太太已懷孕幾個月了，但她知道我很想改變現狀，想出外闖闖，就義無反顧的支持我的决定。除了以前講的，繼續留在醫院工作我看不到前景，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以後能有自己的生活小空間。

 

那時廣州很多人的居住環境很不好，我們醫院的新舊宿舍都輪不到我這個新畢業的普通醫生，很多老員工都在輪候醫院分配宿舍，我沒有背景和關係，根本不够他們競爭，搞後勤的、給院長開車的司機，都能分到醫院的宿舍，我是沒有指望的了。

 

我結婚是和父母、兩個弟弟同住一個2房單位的，我佔用了一個7.8平方的小房間作為婚房，大弟弟住在前院違章搭建了一個放一張小床的小房間，小弟弟那時在暨南大學讀書，每週末回家當“廳長”（睡在客廳的沙發）。

 

我們當時的住房是因為大概1973年左右吧，擴建東風路，將我們原來居住的在東風路和黃華路交界、東濠湧邊的自建房徵收了，補回1000零幾元，並分配了一間約40平方的房管局管的公房，需要每月交租。

 

這是在建設大馬路西三街的6層樓房（後來再加高一層），我家在前座地面的一層，每天樓上的住客晾衣服，有些人根本沒有擰乾，衣服掛出陽臺外就好像下雨一樣，我們只好在門口搭了一個小院和遮雨棚，大弟弟就是睡在違建小院邊上的一個小房間。

 

為了以後能有自己夫妻兩人的私密小窩，也是我們選擇出國的很重要的原因，我經常說，如果當時有自己的小安樂窩，我就不會出國挨苦了。

 

我太太的預產期大約是1988年11月20號左右，我應該是10月中下旬收到北京澳大利亞大使館的簽證，要我在11月15號前到語言學校報導。 為了能在出國前見到兒子（兒子出生前我就知道是男孩了，因為給我太太做產檢的醫生是我中學同學，作超聲波檢查後她私底下給我說是男孩），我和太太瞞著家人，在預產期前兩周帶齊住院的衣物到我太太預约的東山區婦幼保健院，要求注射催產素作催產。

 

接診醫生就責駡我：催產有風險的，當然是瓜熟蒂落、到期自然生產最好，虧你還是醫生！只好面懵懵的回家。

 

我是訂了11月10號晚香港澳航的機票飛悉尼，也一早買了11月9號早上廣州至深圳的火車票。可能是兒子也想提前出生見見父親吧，也因為我太太挺著肚子彎腰給我收拾遠行的行囊，而比預產期提前了一周生產。

 

11月6晚，我家準備了一些餸菜，邀請我岳父岳母和太太的姐妹來我家晚飯，算是踐行飯吧。剛吃過晚飯，我太太就感覺腹痛作動了，連忙送她去東山區婦幼保健院，值班醫生給她檢查後，發現宮口已張開，就將她收入院待產，我們家屬不能留下來陪伴。

 

次日（1988年11月7號）一早，我趕到醫院，才知道兒子已在當天淩晨出生了，並抱著兒子拍了幾張照片。

 

1988年是龍年，很多龍年寶寶出生，還記得當年電臺、電視節目經常聽到—“一九八八，龍年大發”這句話。 兒子出生前，我們就想著給他起一個好聽又有意義的名字，我翻看新華字典，特別找“王”字旁的字，因為“王”字旁是“玉”字的含義，有珍貴、寶貝的意思，開始我是選了“瑋琛”這個名字的，我大弟弟說比較喜歡中間的字是“宇”，我們就决定將兒子的名字起為“吳宇琛”，是宇宙的寶玉。

 

吳宇琛，在廣州話的發音和大導演吳宇森一樣，每次介紹他的名字，廣東人都會說：嘩，和大導演同名，就要解釋是“琛”，不是“森”。

 

我父親想給第一個孫子起名為“遠行”、“赴澳”、“氖氙”，都被我否决了，尤其是“氖氙”（這兩個字是化學元素表中的兩個化學元素），他說別人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他阿爺是教化學的，我說教化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果是第一個找到這兩個化學元素才有意義。

 

11月8號上午，我再次到醫院看望還躺在病床的妻子和出生第二天的兒子，儘量多陪伴太太。但分離的時刻還是要到來，我們都强忍眼淚，不想讓對方感覺出淒蒼，走出病房，我偷偷從窗口回望妻子，看到隔壁病床的產婦遞給我太太一張小報紙並安慰她，這時我太太已經忍不住哭出來了，這個情景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我的眼淚也禁不住汹湧而出，也暗自發誓，以後一定不能離棄妻子。

 

幾年後我才知道，由於兒子出生後有新生兒黃疸，太太產後幾天是自己先出院，要留兒子在醫院照紫外線燈治療幾天，黃疸消退後才能出院回家，可以想像當時太太是如何的無助和擔心。

 

之後也是太太獨自照看兒子，當然我父母弟弟也很疼愛我兒子，也提供很多幫助，尤其是我母親，專門提前退休，傾注很多心機去照顧我家第一個孫兒。三年後我太太才能帶兒子來悉尼和我團聚。

 

11月9號早上，我離開廣州乘火車去深圳過境去香港，走出家門，我回頭望望家門，心中一陣淒涼，想到妻兒還在醫院，前路茫茫，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熱淚禁不住流了出來。兩個弟弟和父親送我上火車的情境，幾十年後還記憶尤新。

 

其實那時我可以用太太生產的理由而向學校和領事館申請延遲報導和開學的，可以改下一學期，但那時剛開放，對外面世界不瞭解，不懂這些。

 

當時和我一起申請自費到澳洲留學的還有另外2個人，一個是之前我提過的、我上門治療的病人的女婿，另一個是她的一個親戚，結果她的女婿由於有移民傾向而被拒簽了（他太太早幾個月去了澳洲留學）。

 

另一個她的親戚是一個30多數未婚女性，她要我在香港的表哥幫她一起購買飛雪梨的機票，說到香港後會將機票錢歸還，由於她是單身一人，她提前一周就到香港遊玩，還將幾大行李送到我表哥家、包括幾十卷廁紙，要我表哥幫她寄到悉尼，沒有留下運費，更沒有提歸還機票錢。

 

她在香港的朋友覺得她不正派，說她到香港後經常很夜才回家，還見到她戴上之前沒有的金戒指（那個年代，一枚金戒指已是很貴重的東西），並在飛雪梨前一晚搬離了那個朋友家，她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我表哥，說：這個女人很不簡單，我幾次提她要歸還你機票錢，她都拖延著，我知道她現在哪裡，你要儘快去找她取回機票錢，否則她到機場入閘了，這個錢就追不回來了。

 

9號上午，我和表哥沒通知就直接走上她的新住處，見到我們，她很是愕然，馬上掏錢歸還機票錢。

 

也就是由於這個人給了我表哥很多麻煩，所以我不敢再給麻煩我表哥，我隨身攜帶到澳大利亞的行李很簡單，連毛背心都沒有帶，行李都是之後陸陸續續從廣州寄到悉尼。

 

我是1988年11月10晚從香港乘澳航飛悉尼的，11月11號早上到達悉尼，很記得這個日子，因為之前醫院每月發工資的日子就是11號。第一次坐飛機，什麼都不懂，英文也不懂幾個單詞，很記得晚餐後，空姐推著飲料車過來用英文問我想飲什麼？我看著飲料車的飲品不知如何用英文表達，衝口而出說：Milk，記得當時空姐看向我的眼神有點奇怪，為什麼這個人餐後還要飲牛奶？她不知道我當時只記得這個英文單詞了。

 

到達悉尼機場後，那個病人已到雪梨幾個月的大女兒和小女兒的男朋友來機場接我們，然後打出租車回到他們在Bondi租住的舊公寓，我和這個病人的未來女婿和他們的另一個朋友住在一間小房間，裡面用牛奶箱架起三張單人舊床墊，就是我來雪梨第一個居所了。

 

那個病人的兩個女兒和與我一起到悉尼的他們的親戚住另一個小房間，她們這個小房間其實是客廳，只不過這個舊公寓是一房一廳的地下室，前面是臨街的一個外賣店，我們的公寓進門是廚房和小飯廳，右側是客廳，左側是我們三個男生住的帶衛浴的小房間，由於這個公寓只有一個衛浴，全屋6個人都是使用這個衛浴，如帶衛浴的睡房作為女生房間，男生要使用衛生間就要穿過女生的房間，所以是女生住客廳，男生住左側的睡房。

 

很多年後，我專門開著我的新大奔馳回到這個我來澳大利亞第一個地下室居所懷舊，很是感觸。

 

當時和我睡一間睡房的另外兩個男生，在廣州是一家銀行的同一分行的同事，來到悉尼後，他們一個在唐人街的燒臘店做雜工，雙手都是燒傷的疤痕，一個在雞廠拆雞肉，雙手都是被拆雞肉的利刀割傷的傷口，我來悉尼前，他還專門讓我給他帶了幾大盒的止血貼。

 

他們雖然都是辛苦工，但每天有工作、每週有穩定的收入，已經很令我羡慕了。居住下來，和他們聊天，才知道悉尼很難找到工作，澳大利亞也沒有大赦的機會。我問他們，你們之前寄回家的信都說澳大利亞很好，很容易搵工賺錢，原來不是這麼回事？他們回答：寫信回家當然是報喜不報憂了，難道說澳大利亞不好，讓家裡人擔心嗎？我說：你們這樣寫信回去，害死我了。

 

知道悉尼很難找工作，也看不到前景，更想到妻子兒子還在醫院，我當天就想打道回府了。知道我要回廣州，我一個中學同學，他是廣州醫學院畢業的西醫，他和女朋友比我早來悉尼一年多，在西人工廠有穩定的工作，也買了一部N手的舊車，當晚他們兩人就開車找我，將我載到悉尼歌劇院附近，指著悉尼的夜景說：悉尼還是很不錯的，你既然來了，先安心在這裡搵一年錢，勤力些，一年應該可以存下1萬澳元，有幾萬元人民幣帶回國，也不錯吧（當時在國內，萬元戶已是很有錢的人了），現在回去，什麼都得不到了。

 

聽了他們的話，我想：反正我是辦了停薪留職一年的，就先在澳大利亞嘗試一年吧，不行咱就回廣州醫院老老實實混一輩子吧。

 

次日應該是週末，跟室友一起出唐人街飲茶，記得是在George Street和Goulburn Street交界的“福滿樓”，第一次看到西人用筷子夾食中式點心，很是新奇，走入唐人街看到東海酒家樓下的走廊有一家很小的中藥房，倍感親切，就走進去問是否聘請坐堂中醫師。

 

忘記了這家中藥房的名字了，但很記得老闆娘叫“許太”，她說已經有了坐堂中醫師了，但可以幫我問問朋友，就拿起電話打給她的朋友，雖然她的朋友的中藥房也已有中醫師了，但我很記得她這份情，很記得她打完電話後，我要支付她電話費，她說這是很小的事，沒有收我電話費。那時我們留學生分租，誰打了電話都需要自己登記，來電話單就要計算的，公共電話亭打本地電話要投50分的硬幣。當時許太沒有收我電話費，令我很是感動。

 

剛來澳大利亞時，得到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幫助，我一直銘記在心，現在也會儘量幫助一些初來者，希望能幫他們早日走出初來的彷徨。

 

既然决定了要在澳大利亞嘗試發展一年，就要積極尋找工作，以支付自己在澳大利亞的生活費和還在廣州的兒子的奶粉錢。由於剛來時英文不好，只能在唐人街的餐館、酒樓尋找工作機會，見到餐館酒樓就走進去問是否請人？由於還分不出唐人街的東南西北，有幾間酒樓走進去才發現上午已來問過了。

 

那個時段，很多新來的中國自費留學生，唐人街擠滿了想找工作的人，我很幸運，第一周就在唐人街找到三份工作，第一份是“美心餅店”雜工，星期六、日上班兩天，每天40元；第二份是“喜滿樓”的樓面雜工，星期五晚上4小時，人工是30元，另加3元小費；第三份是“白宮餐廳”的廚房雜工，洗廁所、洗碗、洗菜、切菜切肉，週六下午5點上班至周日早上5點，超過12小時，只有40元薪水，後來搬家認識另一個分租的室友，才知道他一年前曾在“白宮”做同一工作，當時薪水還有50元，一年後由於多了人競爭，老闆就將人工减為40元12小時。

 

以上幾份工作都是週末，不會影響我平時上課，有一個朋友的同學曾介紹我去卡市（Cabramatta越南區）附近的Carramar的一個西人工廠上班，來悉尼幾天我就坐火車去到Carramar，再走很遠的好一段路，才找到這家工廠，但由於他們只招收白天班的Full time全職工人，我需要上課保持出勤率，所以沒有接受這份工作。

 

那時課餘時間去找工作，都是坐火車後走路去，帶去的鞋子很快就磨蝕了，當時是夏季，氣溫很高，走路口渴了也捨不得買一罐汽水喝。

 

很記得我在悉尼第一天上班是週五晚在“喜滿樓”酒樓，我是最早上班的，要在酒樓開門營業前將樓上樓下兩層餐堂的地毯用吸塵機清潔乾淨，我當時還穿著我一年前做新郎時穿的白襯衣（做酒樓樓面需要穿黑色長褲白色襯衣），拿起吸塵機那一刹間，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下來了。

 

吸完兩層樓的地毯，就要在水吧切水果和辣椒絲，有客人來了就要兩層樓跑上跑下，擺餐具、上菜、換碟、執枱，將用過的碗碟搬入廚房，上班4小時，兩層樓跑上跑下，沒有停過，非常累，但下班接到33元的薪水，感覺可以在澳大利亞立足了。

 

剛來澳大利亞時，少不了受氣和被歧視，主要還是受到早來的中國人的歧視，那時很多人開口閉口就稱呼我們“大陸仔”、“大陸妹”，其實當時有不少從香港或東南亞來的華人都沒有居留的，都是乘飛機或船來澳大利亞很多年的黑民，他們只是比我們早來澳大利亞、並會多講幾句英文就要欺負我們這些中國大陸來的學生。

 

很記得有一次，在酒樓上班，一個西人問我要chili sauce（辣椒醬），但我不懂這個詞，就叫一個從香港來的waiter（男服務生）去問西人要什麼，那個waiter將一小碟辣椒醬交給西人顧客，然後很蔑視的瞪了我一眼，說：You are stupid，連chili sauce都不知道！ 我知道他在罵我，但我當時連stupid是指“蠢蛋”都不懂。也不敢爭辯，怕工作丟了。

 

我在中國是在大醫院做醫生的，從未做過餐飲服務工作，剛開始時，什麼都不懂，不够醒目，需要香港來的老員工提點，動作稍慢就會被他們罵，但幾天後，我就掌握了工作的門路，不需要他們提醒我就知道該做什麼工作了，可以一眼關七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也沒有再罵我了。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次開工前酒樓所有員工一起吃飯，他又再講歧視我們大陸人的話，說：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多批準一些大陸妹來，不要讓大陸仔來。因為有一些從中國來的女生不願挨辛苦，就找一些老男人包養或在色情場所做。

 

我忍不住就大聲懟他：你有什麼了不起？！你平時除了“叫雞”（嫖娼）就是賭馬，你只不過比我們懂多幾句英文，有澳大利亞居留吧（從他們日常的言談中，感覺他也是從香港過來旅遊不走而黑下來的），如果以後我們這些中國來的學生能留下來，或者我的發展不一定好過你，但我們的後代一定比你的後代好，因為我們這些大陸學生都是國內的精英，很多都是國內的大學畢業生，各行業的精英，我們的後代智商一定比你的好。

 

他被我懟得不以為然，幾十年後，相信我的發展一定不會比他差。我雖然為了更好的發展而離開中國，但我一直當自己是中國人，多年後我已有了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92年第一次回國，在廣州白雲機場的海關、檢疫、入境等職員，對我們持中國護照的自己的國民沒有一點好臉色，呼來喝去，但對外國護照就是完全另一副面孔，還要我們在機場走了幾個地方驗艾滋，但外國人這個更大幾率有愛滋病的人，卻不需要檢驗。

 

看著這些政府公務員的晚娘臉，我暗自說，下次回來我要換了澳大利亞護照才回來我自己的祖籍國！到我在澳大利亞取得永久居留2年後，我就申請加入澳大利亞籍，宣誓加入澳大利亞籍前，內心很是抽痛，因為以後我就要放弃中國籍了、法律上我不是中國人了。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多年後我已在悉尼南區開設了屬於我自己的中醫診所和中藥行，也認識了很多人，經常會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有一次和一家香港人同枱，這幾個人平時表現出是很慈悲很有愛心的，應該也有點身家吧（起碼比我有錢），他兒子是在醫院工作的西醫生。席間閒談，我問他們有無回過中國？那個男人就很傲慢的說：中國有什麼好去的？他兒子就接著說：去中國怕被人割了腎臟賣了。

 

我當時就翻臉說：你老竇（父親）沒有文化我不怪他，你是學醫的，你應該知道，器官移植需要匹配，移植手術前要做很多檢查才能知道是否匹配的，還要取腎和移植兩臺手術在短時間內進行的，否則這個腎就算割了也無作用的，你是怎麼成為醫生的？ 他被我罵到低下頭不敢回話。

 

平時我是週一至週五白天上語言學院的，週末找到三份工作，可以支撐我在悉尼的租金和伙食費。但我到達雪梨不到2周，那個病人的女兒就和我說，她們租住的舊公寓半年到期了，她們準備自己另外找房子，也就是說，我和另一個在唐人街做燒臘的室友就要另尋住處了。

 

上面提到的中學同學，就將我接到他們在Redfern的一間兩層排屋，暫住了兩周，因為他們租住的房子租約也到期了，同住的幾個室友都準備自己兩夫婦自己獨立租屋。

 

他們租住的排屋就在Redfern火車站對面一條住滿土著的街道Eveleigh Street，這條街的治安是全悉尼最差的，白天都見到很多喝酒醉醺醺的土著，有些還醉臥在街上，有些在房子陽臺上大喊大叫發酒瘋。警察都不敢開車進入這條街，會被土著扔石塊和酒瓶。

 

但由於這裡離市區很近，走路也能到唐人街，租金也便宜，所以朋友他們就租住在這裡。朋友和我說：這些土著主要是仇恨澳大利亞白人和警詧，因為白人侵佔了他們的國家，對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不會有什麼暴力行為。

 

那時我週五晚上11點多才從唐人街餐廳下班回家，星期六、日早上四點多就要出門去麵包店上班，只能硬著頭皮經過土著聚居的房子離家或回家，曾有一天下午，我從麵包店下班回家，有一個喝醉酒的土著在陽臺上大聲問我時間，我不知道他的意思，他就從陽臺上將一個啤酒瓶扔向我，幸好沒有打中我，也幸好只是在哪裡住了2周就搬走了。

 

我搬到Redfern第一天，就將我一個放著錢包的手提袋弄丟了，裡面除了有幾十澳元，還有一些證件，包括我中國的身份證，幸好護照是放在另一個行李，否則就麻煩了。因為我朋友到Bondi接我，到Redfern他們家後，他太太幫我拿那個手提袋，到門口拿鎖匙開門時，將我的手提袋放在門口沒有拿進屋，我那時由於剛到澳大利亞就要搬屋，很是困擾，心情恍惚，也沒有留意自己的行李，所以，來澳大利亞四周後遺失行李，又是對我的一個打擊。

 

在Redfern住了兩周就又散夥了，我和一個剛從西澳帕斯過來的男生和另外兩個在Redfern同住的女生在Stanmore以我的名義租了一間兩房的舊公寓，我和那個男生住一間房，另外兩個女生住一間房。

 

那時為了省錢，都是和不認識的人分租，很多還是從報紙或語言學校的公告牆上找合租夥伴的，由於和人合租，也造成很多家庭破碎，夫婦一方來了澳大利亞，另一方來不了，由於寂寞，有些人就和其他人同居了，最後就拋弃了還在國內的另一半。但我知道我的太太在國內帶著兒子苦苦的等我，始終不敢忘記。

 

找到兼職工作和居所安定下來後，我就帶著我廣州中醫學院的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醫師證書，四處去中藥店尋找坐堂醫生的機會，但很多中藥房都已有坐堂中醫師了，而且當時我才27歲，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老中醫，都被拒絕了。

 

但我沒有放弃，一直在尋找機會。過了89年元旦，終於有一間Flemington新開的中藥房願意給我機會，找了幾個經現有的中醫師治療很久都沒有改善的病人讓我試試，經過我治療後，病人感覺改善了很多，自此之後，我就在Flemington的中信中藥行有了一席之位，這是我到澳大利亞後兩個月，就可以重操舊業了。雖然由於我上午要上課，週末要兼職打工，只是每週一、三、五下午去應診。

 

由於經我治療的病人都很有效，很滿意，他們就介紹親友來找我診治，也包括很多不是華裔的其他族裔的人。剛在澳大利亞行醫時，對非華裔尤其是西方人的體質，我心裡沒有底，不知他們的體質和我平時治療的華人有什麼區別？也不知中醫的四診八綱用在西方人身上是否有效？ 四診是望、聞、問、切四種中醫的診斷方法，八綱是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種辯證歸類。

 

經過多次嘗試，我確認中醫的四診八綱適合所有人類，診斷開藥就更有信心和得心應手了。有一個西方人，患腎結石來要求我作中醫治療，我給他詳細診了舌脈，用針灸針在相應穴位扎針，並給他開了幾劑中藥回家煎服，數天后病人複診告知，經針灸和中藥治療後，次日排出幾十粒砂石，病人非常開心，連說中醫中藥真神奇！也介紹了很多親友來找我診治。

 

另一個60多歲的男病人，在家跌倒致手腕部橈骨骨折，在Medical Center（西醫醫療中心）作了石膏外固定，幾天後仍很腫痛，他一個親戚知道我在廣州是骨科醫生，就推薦他來找我看，我看了他的X光照片，發現骨折端對位不好，如不作及時糾正就會畸形癒合，以後不但手腕外觀不好看，還會嚴重影響手腕的功能，建議病人找專科醫生再次復位。

 

病人說西醫建議作手術切開復位加鋼板內固定，他知道我是中醫骨科醫生，希望我能幫他復位。這種橈骨遠端骨折，我們中醫骨傷科醫生經常治療的，通過牽拉、抖偏就可以將骨折端100%對位。

 

但病人骨折已經數天，骨折端已有初步的原始骨痂連接，需要重新掰斷再復位。這種情況如在國內，多會在麻醉下，復位中醫師拉著病人的手腕，助手拉著病人的肘部，牽引拉開骨折端，復位骨科醫生會在瞬間將骨折端按壓重新折斷骨折端的初步連接，再抖動尺偏將骨折端正確復位，然後用小夾板外固定4周，病人的骨折就會解剖復位（100%復位），功能也可以恢復正常。

 

但在澳大利亞，我沒有麻醉師，也沒有助手，很難給他再次掰斷復位。病人和他的女婿就懇求我，說他不怕痛，也沒有高血壓和心臟病，他女婿可以當我的助手，希望能幫他。

 

在他們多次懇求下，我說：我盡力試試吧，如果不行，就需要去醫院作手術。最終，這個病人經我再次復位，X光照片複查100%復位，經我用夾板外固定4周後作了幾周的康復治療，之後病人20多年都沒有疼痛，手腕活動和力量都很正常，病人非常開心，逢人就講我治好了他的骨折。

 

就這樣，我在悉尼西區慢慢打開了知名度，找我看病的病人越來越多了。也在1989年中買下我第一部車，這是看Trading Post買的一部N手的豐田車，有了汽車，也開始晚上上門給病人診治，收入也越來越多了。

 

剛來澳大利亞，經常做夢自己還在國內醫院的手術臺上做手術，半夜醒來，很是惆悵。後來由於我在美心餅店做的不錯，就從雜工昇為烤麵包、蛋糕、蛋撻的師傅了，我也轉為正式的長工了。

 

看烤爐烤麵包、蛋糕、蛋撻，壓力很大，同時要照看15盤麵包或蛋糕或蛋撻，要不停走三座三層的烤爐，稍不留神，就會將麵包蛋糕蛋撻烤焦，那時經常會發夢爐子冒煙烤焦了，然後就驚醒，這個狀況在我離職後開了自己的診所藥行後，還延續好幾年，之後才沒有再發烤焦麵包的惡夢。

 

那時在麵包店打工，清晨4點就起床去上班，很多時候還迷迷糊糊，經常會在工作時碰在200多度以上的烤爐，才被燙醒了，有一次還被烤爐門的一個螺絲帽在我前臂烙出了一個螺絲帽的疤痕。

 

我穩定下來後，也有了一點積蓄，就給太太繳交了來澳洲留學的學費，可能移民局覺得我們有移民傾向吧，雖然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學校出勤率，最終我太太的留學申請被拒簽了。

 

幸好早點拒簽，我還能取回繳交的學費，89年6月後，留學簽證更難批出，很多語言學校都倒閉了，學費都不能退還。我們1988年來澳大利亞自費留學，澳大利亞政府還免費給我們Medicare卡的，之後就需要自己購買私人醫保了。

 

有兩件事印象深刻，一就是89年6月，那天我去Town Hall（市政廳）附近的留學顧問中心繳交我自己下一學期的學费，在火車上見到很多中國學生带着一些抗議纸牌，在Town Hall出站後，看到Town Hall前面很多人在集會。繳交學费后，我走去看熱鬧，才知道是一場抗議集會，很多人一起游行到中國領事館，我没有加入游行隊伍，但也跟着去到領事館門口看熱鬧，沿途很多人高叫口号：打倒xxx黨，我不敢跟着喊，從小接受的教育，使我覺得喊這個口號是很大逆不道的。

 

在領事館門口，很多媒體記者在拍攝，有人登高燒護照。那段時間很多人在報紙用自己的護照名字登抗議聲明，後來才知道，以上活動可以作為申請難民庇護的證據。我沒有這些政治敏感，也不敢作這些行動。

 

後來澳大利亞政府給了中國留學生四年臨時居留，當時的總理霍克在電視上哭到流鼻涕的影像傳遍各地。

 

我沒有申請四年臨居，那時通過朋友認識一個曾擔任移民局長的移民顧問，他幫我申請永久居留，我在1991年中就獲批永居了，是和太太兒子一起申請的，我有永居後，幾個月後，太太就和兒子一起移民來澳大利亞，我們也分開3年了，兒子也三歲了。

 

另一件事，是太太和兒子來澳大利亞前2-3周，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和平時一樣到病人家出診，晚上11點多，完成了當晚所有出診，開車回唐人街附近的出租屋，那時我每晚都只睡4小時，次日早上4點多就要起床到麵包店上班。

 

開車經過New Town的King Street時，開到一個彎道，突然見到前面一部和我相反方向行駛的汽車高速的開到我的車道，這個馬路彎度較大，轉彎前我看不到對頭的車，對頭車也看不到我的，這部車高速的開到這個彎位，就超過中線沖入我的車前大概30米。

 

我開車一向很守規則的，不會超速，當我看到他開進我的車道，就馬上刹停車，我是完全停下來後看著對頭車高速撞向我，我完全不能做任何避讓，這部車撞向我後就高速離開了，我當時還大喊：有無搞錯？！撞我後還走了？

 

這時我才留意我的眼鏡被撞飛了，還低頭在車廂找眼鏡，然後想打開車門走出車，發現車門打不開了，這時，馬路邊有幾個人走過來幫我，也打不開門，我就從駕駛座爬到乘客座，從另一側門出來，才發現我車頭駕駛位一側已完全被撞凹了，右側的車輪軸也斷了，車輪離開的車軸，駕駛座這側的門因為車頭被撞凹而嵌頓在車身裏，怪不得車門不能打開。

 

看到這個情况，我才知道怕，這時雙腿就不受控制的發抖，害怕到講不出話。圍上來的人有一個是在附近中餐館下班的會講中文的服務生，他安慰我，並告知撞我的車撞我後再高速飛馳撞向50米外的一個店鋪外牆才停下來，已有人報警了，警察很快就會到。

 

我在他陪同下，走到哪部車邊，看到這部車也嚴重毀壞，車頭全部撞進磚牆內，車內的人都沒有動靜了。我還注意到，這部車的駕駛室那側的車身中間也嚴重被撞壞，凹進去很多。

 

車禍現場離New Town Police Station（新鎮警察局）不到200米，不一會，警車就到了，隨後好幾部消防車、救護車也鳴笛來到，警察詢問我當時的情况，查看了我的駕駛證，並問我有無喝酒（當晚是周末，很多人出來喝酒的），我說我從不喝酒，警察說很好。

 

警察也在現場量度取證，我才看到在我的車道、我的車前20米左右有很深的車輪刹車痕迹，很明顯是他轉彎仍高速駕駛進入我的車道，見到我的車後才急刹車，由於高速行駛而急刹車，整部車打轉了，再以右側車身撞向我的車，然後還很高速的撞進牆。

 

想想都後怕，他刹車後車打橫了以車身撞向我，我的車都損壞這麼嚴重，如果他不刹車，迎頭撞來，衝擊力更大了，我也不在了。

 

當晚還有好幾部電視臺的轉播車來到車禍現場，擾攘了很久，警察告知我可以回家了，損壞的汽車會由拖車拉走，讓我明晚到New Town Police Station，並問我，是否需要送我去醫院？我活動一下身體，感覺無什麼事，就說不用了。還在看熱鬧的那個華人餐館侍應生和我說：不要傻，一定要去醫院作詳細的檢查。

 

現場警察就用警車將我送到附近的皇家阿爾法王子醫院急診，接診醫生給我作了問診和檢查，這時我就感覺胸口痛和頸痛，應該是撞車時被方向盤撞傷了胸部，和撞車時頭頸部揚鞭式損傷了頸部肌肉，醫生就安排我作了胸部和頸椎照片檢查，並抽了血。

 

在急診室躺了幾個小時，醫生來說胸部和頸部沒有骨折，就讓我出院，並交給我幾瓶我自己的血液，要我回家放冰柜收藏好，如需要上法庭可以作為證據證明我車禍時血液沒有酒精和藥物。

 

次日晚上，我由一個懂英文的朋友陪我到New Town Police Station，接待我的是一個沙展（應該是警局的一個隊長吧），他和我說：不用擔心，不是你的責任，如果是你的責任，今晚的房間是很細小的（監獄）。

 

那個沙展告訴我，撞我的車上有兩個18-19歲的男孩，當晚他們服了藥（他的原語是drug，應該是興奮藥或迷幻藥），還超速駕駛，撞牆後都喪生了。你沒有責任，你的車會由對方的保險公司賠償。

 

我的車也完全報廢了，保險公司賠了我購買這部車的3700元。後來有人和我說，你應該將你的身體創傷報嚴重些，找律師打官司，保險公司會賠你一筆錢的。 但我怕失去麵包店的工作，車禍後只休息了一天，就回去上班，胸部內傷，都是自己配中藥治療，幸好至今都沒有後遺不適。雖然我沒有向保險公司索賠，但在這麼大的事故中能毫髮不傷，已經是奇迹了，上天很眷顧我了，就不要再奢求了。

 

1991年聖誕節前，太太帶著兒子來到悉尼，我們分開三年零一個多月，終於團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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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擎添中醫師，廣州中醫藥大學全科醫學士、外科臨床博士，四十多年中醫骨傷科臨床經驗，澳大利亞政府注册中醫師，澳大利亞行醫三十多年。本文僅供參考，具體診療應諮詢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