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醫師保健養生堂第五十三講》—我的中醫之路（一）吴擎添

我的中醫之路（一）

吳擎添

一直想為自己這幾十年的經歷作些記錄，趁著給電台做節目，就簡單回憶一下吧。

我是1978年在廣州參加高考的，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二批高考生，78級的大學生是78年9月入學的，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的77級大學生，是78年2月入學的，雖然相差一屆，但入學時間的差別不是平常的一年，只是半年，這也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況。

那個年代，大學學位是非常珍稀的，廣東省的高考錄取率據說100多個考生才有一個成功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1978年，我是廣州第53中學的應屆畢業生，當時我們同一屆的高中畢業生超過1000人，我們中學只有10多個同學考上大學。

我是1961年在廣州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出生，3歲在東山區大東街錢路頭幼兒園上幼兒班，68年入讀東山區大東門的東皋大道小學，68年已經開始文革，很多情況都改變了，包括學校的教學，我們小學五年基本都沒有很多時間學習，漢語拼音只是很簡單的教授，以至於我的漢語拼音基礎非常差。

30多年後我開始接觸電腦，剛開始不懂中文輸入法，只能用手寫輸入法，因我需要經常寫病歷記錄和給《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新快報》、2cr澳洲中文電台、2ac澳洲華人電台寫文章，幾個月就寫壞一個手寫板，共換了好幾個手寫板。2000年開始創立“景軒牌”中成藥，非常多文字資料要寫和很多電郵來往，在2004年創辦了《健康與家庭》雜志，就更多文字要寫了，手寫輸入法已經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才下決心學習拼音輸入法，重拾小學時學過的拼音，很快，我的拼音輸入運用的非常好，打字的速度不輸專業打字員。

我們那個年代，由於提倡早出人才，學制縮短了，小學是五年制，中學也是五年，中學是3年初中，2年高中，小學中學共10年，但有些地區和縣、公社，初中也是2年，所以我們入大學時，有同學只有16歲。

文革前和現在國內的學制是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我們讀大學時，一般文理工科是4年，我們醫科包括中西醫，都是5年，現在醫科學生本科是6年，一般都是本碩連讀8年。

我的五年小學，基本沒有學習多少文化課，那時上課要帶紅寶書、毛主席像章、語錄牌，幼兒園開始，我們就可以流利的背誦《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每天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小學最深印象的是在大東門的中山三路，歡送中學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看到大哥哥大姐姐們胸帶大紅花，站在解放牌大貨車廂里向我們揮手，感覺他們很型，心中在想，什麼時候我才能像他們那樣，“到農村去，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看到一些大哥哥開心的用竹竿揮舞著大紅花，但一些大姐姐卻哭成淚人，不知為何？

小學另一很深刻事件，是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摔死後傳達的中央文件，傳達到我們這些小學生，應該是最後的一批了。

因為50、60年代是鼓勵生育的，生育得多就是英雄母親，所以我們那時很多小學生，到我們升初一時，中學不夠學位，很多小學畢業生是在小學附設的初一班讀初一的，當時我們的小學—東皋大道小學是重點學校（好像是大革命時期，曾作為革命場所，現在我們小學的校址，還是文物保護單位），我們的初一是在也是重點學校的陵園西路小學讀的，我們的操場就緊鄰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那時經常爬牆到烈士陵園玩。

我是1973年9月入讀陵園西路小學附設初一班的，我們陵園西路小學還有小農場，很記得當時種木薯、甘蔗和蓖麻。初一的政治運動是批林批孔，記得那時很多大字報和漫畫，將孔老二和“林賊”形象醜化，“一丘之貉”的成語就是那時學到的。

升初二時，由於陵園西路小學也是重點學校，我們是升到華師附中的，那時改名為“廣州第61中”，61中在石牌，那時廣州市區很細的，河北（珠江北岸）有兩條東西向的主幹道—中山路和東風路，東邊的邊緣是中山一路和東風東路，記得有糖果廠和鐘廠，我讀初二時還去過鐘廠學工一個月，那時在裝配車間給鬧鐘裝 “游絲”，那時的鬧鐘是上發條的，通過發條逐漸放開、“游絲”的轉動而使指針走動，鬧鐘上部有兩個鈴鐺，中間有一個敲錘，預訂時間到了，也是發條帶動敲錘敲打兩側的鈴鐺而發出鬧鐘聲。78年開放改革後，我們才知道有電子石英鐘表，也看到和聽到“精工表”、“鐵達時”、“雷達表”等廣告。

糖果廠和鐘廠分別坐落在環市東路盡頭的兩側，記得那裡有一個公共汽車總站（30路車總站？），來到這里，空氣中彌漫著很香的椰子糖氣味。

東風東路和中山一路的盡頭，就是郊區了，一大片田地，那時還種水稻，從東風東路和中山一路的盡頭還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車才能到石牌崗頂華南師範學院的附屬中學（61中），我很多小學同學都是從初二到高二四年，每天清晨從西湖路坐22號公交車到石牌上課，下課後再坐公交車回市中心。

記得我上大二、大三時，我大弟弟是在華南工學院讀大學的，有一天天氣突然轉冷，我還從建設大馬路家騎自行車送棉被去華工給我弟弟，馬路兩邊還都是農田，要騎很長時間的車才能到達。

那個年代沒有重點中學的概念，家長和學生都不會重視學校和教學質量，中學畢業後大多數人都是上山下鄉，都希望能早下鄉，早回城，我是家裡的長子，早就想好中學畢業就下鄉，讓唯一的留城指標留給弟弟。而且每天還要花幾分錢的公交車票（那時的月票應該是4元/月），對我的普通家庭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我父親就通過他在教育界的同學，將我調回我家附近的廣州市第53中學，我就無緣華師附中校友了。現在華師附中是很難考入去的，據說還要花很多萬的贊助費。

我家當時住在黃華路和東風路交界，東濠涌邊第一排的小平房，旁邊就是省委黨校。為了能離家近一點，就托關系將我的學位調到53中學，住家離學校非常近，幾乎聽到第一次的預備上課鐘聲才出門都不會遲到，每天上下課，都經過南洋電器廠旁的一個釘馬蹄的小作坊，它旁邊有一棵大榕樹，我們經常攀爬中間的大樹椏，這棵大榕樹有我很多少年回憶。

53中對面就是黃華塘，很多是很狹窄低矮的小平房，我很多中小學同學都住在黃華塘，記得有個同學家裡還養了一隻大肥豬，可能他家雖然是城市戶口，但家裡還是種田務農吧。從我們53中再向北走不遠，就是下塘，哪裡都是菜田，我小時候經常去下塘的田基和東濠涌捉“花手巾”（一種很小的魚，又叫“黃金皮”）和蟛蜞。

後來才知道，我們53中，也是一間很有名的中學，前身是解放戰爭從東北南下的四野子弟學校，文革前叫“八一中學”，學校的師資也很好的，學生都是軍隊大院的子弟，文革後才接收學校附近居住的地方學生，現在是廣州大學附屬中學，也是廣州一所名校。

我是1974年9月入讀53中，由於我是轉校插班生，當時我們班的同學都是文德北一小和二小升上來的，大多住在中山四路長塘街附近。入學第一天，走進課室，才發現有好幾個之前東皋大道小學的同學也轉校到53中，他們很多都是53中的教工子弟，有一個同學還是從幼兒園、小學、初一、初二、初三至高一都是和我同班，高二因應高考分文理班，才分開，但至今還是很好的同學和朋友。

我們班的同學分講普通話和廣州話兩大群體，講普通話的都是來自學校附近的廣州軍區後勤部、空軍司令部和後勤部、省委黨校、省公安廳、第一監獄、武警總隊、政法學校、物資局等幹部子弟，講廣州話的是居住在學校附近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可能是家庭背景和朋友圈的不同吧，畢業後這兩大群體之間比較少走動。我和這兩個群體都還有聯絡，可能是我都比他們混的差吧。

在53中四年，基本沒有很多時間在學習，初二除了去鐘廠學工一個月，還整個年級去了1個半月的農村分校，當時我們的分校是在從化陂下，離廣州5、60公裡，我們是一個班20多個男生住在一間宿舍，是大通鋪的床，每個同學在大通鋪的床上鋪上草席、掛上自己的蚊帳，下課後在宿舍很是熱鬧。

在陂下分校應該是74年底或75年初，氣溫很低，那時邊上課邊勞動的，生活很艱苦，很記得在我的課桌上，有之前來分校的學長刻下的文字：一聲鐘響，兩腳齊飛，三到飯堂，四兩白飯，五條青菜，陸續到齊，七xxx，八xxx，九滴眼淚，十分凄涼。（七和八是什麼，忘記了，好像是七上八下）

在從化陂下分校最深印象是有同學去果園偷摘三華李，被老師發現了，要掛一個畫著三華李的紙牌在全年級前示眾。另一間事是每晚都要在課室收聽新聞廣播，有一晚新聞播出蔣介石逝世的消息。

初三、高一，我們還去了兩次分校，那時的分校已搬到離廣州市區較近的鐘落潭，好像是約30公裡，但也是由於距離近了，結束分校學習回廣州時，我們需要晚上從分校抄近路走田基，行軍拉練，走回廣州。

鐘落潭分校，前身是廣州第62中學，我升初二應該是到61中的，61和62，還挺有緣的。這個分校後來取消了，79年改為華僑農場，安置從越南回國的華僑。

那時在鐘落潭分校，一半時間學習一半時間勞動，我們做過插秧、種蔗、種菜、種黃瓜、矮瓜（茄子）和南瓜等，我種的南瓜，收獲時是全年級最大的。也養過豬，抬豬糞和尿到田間施肥，最開心的是能分配去放牛。我們分校有很多荔枝樹，我們少不了偷摘荔枝，還有就是釣青蛙，偷下水庫游泳和跳進水井洗澡，被老師抓到就又要受罰，現在回想，分校生活很是開心的。

鐘落潭分校有一個廁所，是建在一個魚塘上，糞便直接落在魚塘喂魚，蹲在這個原生態廁所，涼風陣陣，風涼水冷，我們稱它為“風流廁所”。

那時的生活很苦的，每餐都是什錦菜、椰菜和豬乸菜（君達菜），很多同學皮膚都長濕熱癩，癢死了，為了止癢，要忍痛抓破皮膚，再搽上碘酒，皮膚結痂後才不癢。

我們初二初三各去了一個半月分校，還去了鐘廠學工一個月，高一去了半年分校，平時還要在本校的小工廠勞動，等我們高一下學期去了半年分校後，廣州教育局就宣佈以後不再需要去分校了，真是什麼都讓我們碰上了。但農村分校的經歷，很好的鍛煉了我的意志、體魄和生存能力，以後任何艱苦也能應付了。

76年上半年，我讀初三，下半年讀高一，這一年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毛澤東主席先後離世，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當時很多人都感覺天塌下來了，記得到處白花，街上很多人戴黑紗和白花。

升高二已經是77年下半年了，那時已經打倒四人幫，已開始準備高考了，但我們班還被安排在黃華路校本部挖了一個月的防空洞。所以，在53中的四年期間，約有1年半時間是去分校、學工、挖防空洞，沒有很多時間學習文化知識。

但我從小有些小聰明，上課老師講一次我就已經都明白了，每次考試成績都很好的，78年初，我們高二下學期，學校將我們畢業班分為文科班和理科班，還特別設了兩個提高班，我平時的學習成績還不錯，順利地被選到理科第一提高班，給我們教授課程的都是全學校最好的老師。經過幾個月的加強學習，就迎來高考了。

我是在越秀中路的省實驗中學參加高考的，記得是考三天，上午考一科，下午考一科，記得我們理科需要考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英文六科，只能帶準考證、一個塑膠墊板、鉛筆和膠擦。

考完全部科目當晚，我還和前兩天一樣準備拿出書本溫習明天的考試，一時不知要看什麼書，才突然醒悟，已經考完全部科目了，當時的感覺真爽，也就是由於高興過頭，之前特別買了電影票準備高考後好好看場電影都忘記了，第二天才發現昨晚忘了去看電影，很記得電影名是“沖破黎明前的黑暗”，直至今天，我還是未看過這部電影。

我高考時我父親已經放暑假回到廣州，他是1956年（還是58年）考上廣西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據說那時讀師範學校，不但不用交學費，每月還有獎學金，由於家庭困難，就特別選讀師範學院。他大學畢業後就分配到南寧五中教化學，一個人在南寧生活了20年，每年只在寒暑假回廣州探親，我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在廣州，平時要上班，我是大哥，5-6歲就要照顧兩個弟弟，小弟弟出生後，當時由於家貧，準備送給人的，據說已經有一個醫生決定要收養他，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哭著說，我不要將弟弟送人，以後由我照看弟弟。當時我才7歲，母親放完產假就回去上班，平時是奶奶和姨媽幫助照顧弟弟，我下課就用背帶背著小弟弟，那時沒有男孩背弟妹的，是很羞家的，會被小夥伴嘲笑的，但我就是這樣每天背著弟弟和街坊鄰里的同齡人玩耍，不覺丟人。現在我們經常講起，幸好沒有將弟弟送人，否則就是我們家永遠的痛。

我父親一個人生活在南寧，夫妻長期分居兩地，那20年經常申請調回廣州，也找了不少人，都不成功，因為廣州市是大城市，南寧雖然是廣西的省會（廣西不叫省，叫廣西壯族自治區），但比廣州級別要低，南寧很難調回廣州，如我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要申請調到南寧，就相對容易得多了，但由於親人都在廣州，也為了我們三兄弟以後的前途，就沒有調到南寧的想法，他們夫妻結婚後，20多年分居兩地（我父親在讀大學時已經結婚了），那個年代很多這樣的分居家庭，真的很不人道。78年下半年我已入讀大學，也已經打倒“四人幫”，很多政策都有改變了，我父親才成功調回廣州，在執信中學繼續執教。

由於我父親是中學教師，所以我高考考完每一科，都會回家和父親講回當天的考試內容和我的答案，很記得語文有一條填充題—-無恥之（），我當時答案是“無恥之極”，回家後復盤當天的考試，我父親說應該是“無恥之尤”，我才知道有這個成語。

另一個遺憾就是，考完化學科後回家，回憶每一道題目和答案，最後一題，我講出答案，我父親就說，這題的分子量計錯了。真的很懊惱，簡單的加法都加錯，這題是10分的，我最後出來的化學成績是88分，如果這道題沒有加錯分子量，我的化學分數應該是接近滿分的98分，高考總成績多了10分，多一分就可以超過上千考生的名次，多10分，相信以後我的命運就很不同了，可能這就是命運吧。

考完試後大概2-3周吧，高考成績出來了，那時普通人家裡都沒有裝電話的，學校收到學生的高考成績，就安排班幹部到考取入圍線分數的考生家裡通知該考生回校開會，那時才知道自己的分數，很記得當年廣東高考生的入圍線是275分，高考重點線是340分，也就是275分就可以入讀大學了，當然剛過入圍線，都是一些較普通的大學或大專，低於275分，就只能選讀中專學校或技工學校。當年很多中專生比現在的大學生水平要高很多。

我的分數超過了重點線，接下來就是填志願了（選學校）。填志願時，我父親已放完暑假回南寧開學了，那時沒有打長途電話的，所以不能請父親給我指導和作職業規劃，我母親在工廠上班，也不懂如何指導我填志願，當時填寫志願時，要特別購買一份報紙，報紙上列出全國各地的高等院校，考生根據自己的成績和興趣填寫心儀的院校。

我一直都很喜歡醫學，文革期間的“春苗”電影和關於赤腳醫生的書刊對我影響很大，在中學也曾當過衛生員，所以，我填志願時有一半都是填醫學院，填志願時，可以填五所重點大學、五所普通大學，本來我重點院校的第一志願是填中山醫學院的，臨到交表時，才心血來潮，第一志願改為“華南工學院高分子化工”，第二志願才是“中山醫學院醫療系”，我想那時還有“四個現代化”和科技振興中華的心態吧，最終可能是我的化學分數不夠高，或我家沒有門路吧，華南工學院沒有錄取我，相信中山醫學院覺得我沒有將他們放在第一選擇，他們都招收了第一志願報讀他們學校的考生吧，如果我第一志願是填中山醫學院，相信按我的高考分數，應該可以入讀這間國內知名的西醫學院，後來我認識中山醫學院的78級學生，高考分數就比我低。

重點大學的第一志願沒能成功得到大學的接受，排在後面的重點大學接收第一選擇他們學校的考生，基本就已滿額了，由於沒有人在填寫志願時給我指導，就無緣重點大學了，就輪到第二輪的非重點大學去挑選學生，非重點大學我全部都是填寫醫學院，第一志願是廣州中醫學院醫療系，接下來是廣州醫學院、暨南大學醫學院等，記得還填了蘇州醫學院。

最終我接到的入學通知書是“廣州中醫學院醫療系”，也就開啟了我的中醫之路。現在回想，冥冥中一切都有安排，我很慶幸我這輩子能學習中醫，能以中醫師作為終生職業。

最近我和小吳醫師到北京參加世界中醫藥聯合會骨關節疾病學會年會，有幸獲選為副會長，兒子吳宇琛畢業於悉尼科技大學中醫系，因扎實的中醫理論基礎和流利的英文，使很多外國人瞭解和接受中醫藥治療並收到很不錯的療效，得到學會眾多專家的贊賞，也獲選為學會理事，希望他以後能不斷得到國內中西醫專家教授的指點和提攜，能更好的在海外弘揚祖國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