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報導揭示，一些企業的首席執行官（CEO）在面臨公眾和投資者壓力下，表面上接受減薪，但實際上透過調整薪酬結構，將現金薪酬轉為股票期權、紅利或其他形式的補償，確保總收入不減反增。此舉在美國和全球範圍內引發廣泛關注，對企業治理和透明度提出嚴峻挑戰。

美國的案例尤為突出。例如，特斯拉（Tesla）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曾獲得價值約560億美元的薪酬方案，主要以股票期權形式發放。該方案遭到部分股東質疑，認為過於慷慨且未與公司績效充分掛鉤。2024年12月，特拉華州法官駁回了這一薪酬方案。特斯拉表示將對此提出上訴。

此外，美國許多大型企業也採取類似策略。例如，某些科技公司CEO在疫情期間承諾減薪，但實際補償通過股權獎勵的形式大幅提升，使其實際收入甚至高於原來的現金薪酬。

在澳大利亞，類似情況也引發爭議。澳大利亞航空公司（Qantas）在COVID-19疫情期間非法解僱數百名員工的事件，隨後被聯邦法院裁定需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賠償金。該事件引發了對企業高層薪酬和決策透明度的深入審查。

這些案例強調了在制定高管薪酬方案時，確保其與公司績效和股東利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投資者和監管機構正加強對企業薪酬政策的審查，特別是在美國，加強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呼聲日益高漲，以確保薪酬方案能真正反映企業的長期價值和績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