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故事】節目主持人尊王和黃肇強醫生的訪問。

黃肇強醫生

節目錄音：

【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故事】 — 前上議院議員黃肇強醫生訪問（上）

【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故事】 — 前上議院議員黃肇強醫生訪問（下）

黃肇強醫生，1942年在中國出生，後與家人一同離開中國，到父親的出生地：印尼。二十歲出遠門來到澳洲讀書， 學海無涯苦作舟，一番耕耘成為醫生。到1997年成立團結黨，1999年到2007年3月擔任澳洲新南威爾斯州議會上議院議員，代表團結黨，在華人社區中一直擔任著重要的角色。

黃肇強醫生出生在中國，一直以客家人的身分而自豪。到他八歲時，他跟隨曾為國民黨軍醫的父親到印尼，寄住在伯父家裡。父親雖然是醫生，在醫療資源匱乏的環境中為病人看病、配藥，但因為沒有執業拍照，家境不太好，「對於現在理所當然的雞蛋、雞肉在當時都是奢侈品，也沒有床，六個人睡在伯父家裡的地板，睡了好幾年。」但他同時享受與其他孩童一樣的時光，會到印尼的溪流裡學游泳，也會與人相處聊天，喝咖啡、吃香蕉。

黃醫生早年在由宗教創辦的中文學校裡唸書，家裡的兄弟姐妹都很勤奮，而自己的求學之路卻幾經輾轉，甚至差些就要留級。他先被父母送到爪哇一所較好的學校，後來又到雅加達，最後才到坤甸讀書，到19歲高中畢業。後來到了雅加達，一開始甚至沒有工作，住在朋友家裡。當時有個教宗的特使經過雅加達，機緣巧合下，給了他一個到修院學習神學的機會。年輕的他，當然渴望向外闖，於是拿著神學院學生的簽證來到悉尼。

1960年代，五月份的悉尼天氣很冷，他和當時在悉尼大學就讀醫學的大哥在郊區木屋的一間房間裡一起生活。在那個應該好好讀書的年紀裡，擺在他眼前的卻是一個限期：如果六個月後考不了大學，家人就要他回印尼，結婚，做生意。在這樣的情形下，哥哥建議他做自修生，努力溫習考試。六個月後，讓黃醫生一直強調是「奇蹟」的是，他考入了悉尼大學的工程學。黃醫生一直感謝那段日子裡哥哥的支持與鼓勵，讓他可以專心鑽研學業，不用擔心擔心經濟上的壓力。

後來黃醫生進入悉尼大學讀工程學，需要研修物理、應用數學和純數學，與入學考試的數理化有很大的區別，他坦言自己應付不來，於是轉科，轉了讀藥劑學。在大學期間，因為哥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華人的緣故，黃醫生重新學習粵語，讀唐詩宋詞。歲月如梭，在悉尼當時只有兩所大學且大學生們並不容易畢業的情況下，他在悉尼大學的藥劑學中讀了三年便順利畢業，正式參與工作了。

談及後來成為醫生的契機，是在黃肇強醫生工作一年後。他當時面臨兩個選擇，一是繼續修讀藥劑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成為藥劑學的教授，另一就是修讀醫學。而在人生的分岔路上，他明白了自己更想要的東西，選擇了醫學。並且得益於悉尼大學當時給予已經有學士學位的學生優先錄取機會的制度，黃醫生終於入讀悉尼大學醫學系。經歷了嚴格的訓練，且在多所醫院的幾個部門工作了三年的時間後，最後在悉尼有了自己的診所。從事醫生這份職業的時間越來越久，越來越多的病人變成了朋友，這份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便越來越厚重。他直言醫生這份職業不應該是為了賺錢，而是擔任著神聖的職責，應該秉持著「博愛」和「天下為公」的精神為人服務。因此，在醫生的身分之外，他也參與了不少慈善機構的組建以及活動，尤其熱心於華人社區的服務。

直至1997年，保琳·漢森創建一國黨，主要政治綱領主張反對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導致了在澳多年的少數民族的恐慌。一國黨活躍的昆士蘭州本身人口以白人居多，政治傾向也偏向保守，當地的文化、傳統、教育都偏向白人為主，所以不能接受以往白人為主的社會接受移民的改變。黃醫生指出，在他初到澳洲的1960年代，西方文化中華人從事低技術工種的刻板映像普遍存在，當時西方彌散著一種輕視、瞧不起華人的態度。華人在西方文化中因為外型與文化的不同，難以融入社會。然而，時代在變化，人的思想體系在進步，華人的話語權也在提升。原本作為自由黨黨員的黃醫生當然對保琳·漢森的政治主張感到憤怒，同時對自由黨的態度感到失望，毅然決定退出自由黨，「當時我在一個餐館開的記者招待會，就說：『我退出自由黨了，我參加競選！』」很多人對黃醫生的這一舉措表示不理解，甚至有報館記者寫了整整一頁的報導公開批評。對於黃醫生而言，這樣的攻擊當然是一樁噩耗。但同時，這篇刊登在公眾媒體上的文章也打開了黃醫生的知名度，讓很多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許多不同背景的社團的參與者為了捍衛自己的社區，都擰成一股繩，每隔一兩天就會開一次會，商量反對漢森的方案，「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因為從來沒有人因為少數民族而成立一個政黨，從來沒有過。」黃醫生一直以來告誡自己，也告誡家人的正直的原則最終引領他做了成立政黨的決定。第二天，便有一份政黨政綱通過與黃醫生的一位朋友的聯繫送給了他。這個人對漢森的一國黨的政綱感到憤怒與擔憂，希望通過黃醫生的能力來實現他的政綱。當時團結黨剛剛成立，華人社區與不同背景的社團都對團結黨寄予厚望，讓團結黨在兩週以內就吸納了兩千個黨員。

到1999年，黃肇強醫生成為了澳洲新南威爾斯州議會上議院議員，也是上議院第三位華人議員。黃醫生感嘆，「一般而言做政治家都會都會懷抱著一種理想，但是當你進入政黨以後，特別是大黨，就會收到『污染』，你會改變你的理想。」做了議員之後就要考慮很多現實的因素，乃至要非常謹慎，不能不拿清表態行事上的尺度。「工黨要投工黨的票，自由黨要投自由黨的票，跟隨哪個黨就要服從哪個黨。稍有踰矩就會被踢出局。」而在黃醫生的議員生涯中，在團結黨的背景下，黃醫生在議院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在投票上可以就事論事，少了黨派政治上的制肘，可以直接考慮政策實質上對人民有什麼影響。

黃醫生更指出在澳洲的政治場上，政客們不會因為立場的不同而結私怨。事實上，政治家們會因為一個人對自己立場的堅定捍衛而對一個人萌生敬意。有一次黃醫生在議會上就味精的議題與持不同看法的議員，開展了一場長達兩個小時的演講。他指出：「科學上並沒有證據證明味精是有毒的，但當時的州長心中很歧視中國人，他打算推出一個新的政策，餐館如果出售製作時以味精為調味的食物，就必須貼出該餐館使用味精的標誌。事實上，許多西方連鎖餐廳都有使用味精，州長卻表示combine powder不算味精。」在當時澳洲的政治以及輿論語境下，這條議案，黃醫生回憶說，其實是具有歧視性質的。黃醫生面對這樣的挑戰，並沒有退縮，而是據理力爭。在黃醫生鍥而不捨的反駁下，州長的議案最終沒有通過。在會議結束後，對方的首席顧問更找到黃醫生，稱讚他的才能。2007年，當黃醫生從上議院退休的時候，當時的在自由黨以及工黨擔任要職的政治家都到達參與議會，以表示他們的尊敬與佩服。

在從議會中退休之後，黃肇強醫生並沒有在社區服務上鬆懈，反而積極參與以及組織向外的義工服務。從2007年「開心行動」的心臟義診手術開始，黃醫生就與同伴一同到中國的中山、陝西、潮州、瀋陽等地區進行義診。後來，義診的方向轉變集中在眼科，變成了如今為人熟知的「光明之行」。黃醫生與其他醫生和僑辦以及中國的幾家醫院合作，作為技術人才攜帶專業儀器到中國各地（首次到西安）每年堅持進行義診。後來黃醫生更成立「柬埔寨光明之行」，每次義診大概醫治450位當地的白內障病人，不遠萬里幫助需要專業治療的病人。

黃肇強醫生一生熱衷於參與社區事務與義工服務，更是澳洲華人社區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但他行事的初衷從來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是希望幫助他人的一種熱忱。他常提到那些在他人生中幫助過自己的人，說成功並不屬於一個人，許多事都是大家的功勞。他更希望新一代的年輕人能夠延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不用是多偉大的事業，所有事都由日行一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