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强医生

节目录音：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前上议院议员黄肇强医生访问（上）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前上议院议员黄肇强医生访问（下）

黄肇强医生，1942年在中国出生，后与家人一同离开中国，到父亲的出生地：印尼。二十岁出远门来到澳洲读书， 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番耕耘成为医生。到1997年成立团结党，1999年到2007年3月担任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议会上议院议员，代表团结党，在华人社区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黄肇强医生出生在中国，一直以客家人的身分而自豪。到他八岁时，他跟随曾为国民党军医的父亲到印尼，寄住在伯父家里。父亲虽然是医生，在医疗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为病人看病、配药，但因为没有执业拍照，家境不太好，「对于现在理所当然的鸡蛋、鸡肉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也没有床，六个人睡在伯父家里的地板，睡了好几年。」但他同时享受与其他孩童一样的时光，会到印尼的溪流里学游泳，也会与人相处聊天，喝咖啡、吃香蕉。

黄医生早年在由宗教创办的中文学校里唸书，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很勤奋，而自己的求学之路却几经辗转，甚至差些就要留级。他先被父母送到爪哇一所较好的学校，后来又到雅加达，最后才到坤甸读书，到19岁高中毕业。后来到了雅加达，一开始甚至没有工作，住在朋友家里。当时有个教宗的特使经过雅加达，机缘巧合下，给了他一个到修院学习神学的机会。年轻的他，当然渴望向外闯，于是拿着神学院学生的签证来到悉尼。

1960年代，五月份的悉尼天气很冷，他和当时在悉尼大学就读医学的大哥在郊区木屋的一间房间里一起生活。在那个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里，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限期：如果六个月后考不了大学，家人就要他回印尼，结婚，做生意。在这样的情形下，哥哥建议他做自修生，努力温习考试。六个月后，让黄医生一直强调是「奇蹟」的是，他考入了悉尼大学的工程学。黄医生一直感谢那段日子里哥哥的支持与鼓励，让他可以专心钻研学业，不用担心担心经济上的压力。

后来黄医生进入悉尼大学读工程学，需要研修物理、应用数学和纯数学，与入学考试的数理化有很大的区别，他坦言自己应付不来，于是转科，转了读药剂学。在大学期间，因为哥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华人的缘故，黄医生重新学习粤语，读唐诗宋词。岁月如梭，在悉尼当时只有两所大学且大学生们并不容易毕业的情况下，他在悉尼大学的药剂学中读了三年便顺利毕业，正式参与工作了。

谈及后来成为医生的契机，是在黄肇强医生工作一年后。他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修读药剂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为药剂学的教授，另一就是修读医学。而在人生的分岔路上，他明白了自己更想要的东西，选择了医学。并且得益于悉尼大学当时给予已经有学士学位的学生优先录取机会的制度，黄医生终于入读悉尼大学医学系。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且在多所医院的几个部门工作了三年的时间后，最后在悉尼有了自己的诊所。从事医生这份职业的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多的病人变成了朋友，这份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便越来越厚重。他直言医生这份职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而是担任著神圣的职责，应该秉持着「博爱」和「天下为公」的精神为人服务。因此，在医生的身分之外，他也参与了不少慈善机构的组建以及活动，尤其热心于华人社区的服务。

直至1997年，保琳·汉森创建一国党，主要政治纲领主张反对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导致了在澳多年的少数民族的恐慌。一国党活跃的昆士兰州本身人口以白人居多，政治倾向也偏向保守，当地的文化、传统、教育都偏向白人为主，所以不能接受以往白人为主的社会接受移民的改变。黄医生指出，在他初到澳洲的1960年代，西方文化中华人从事低技术工种的刻板映像普遍存在，当时西方弥散著一种轻视、瞧不起华人的态度。华人在西方文化中因为外型与文化的不同，难以融入社会。然而，时代在变化，人的思想体系在进步，华人的话语权也在提升。原本作为自由党党员的黄医生当然对保琳·汉森的政治主张感到愤怒，同时对自由党的态度感到失望，毅然决定退出自由党，「当时我在一个餐馆开的记者招待会，就说：『我退出自由党了，我参加竞选！』」很多人对黄医生的这一举措表示不理解，甚至有报馆记者写了整整一页的报导公开批评。对于黄医生而言，这样的攻击当然是一桩噩耗。但同时，这篇刊登在公众媒体上的文章也打开了黄医生的知名度，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不同背景的社团的参与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社区，都拧成一股绳，每隔一两天就会开一次会，商量反对汉森的方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少数民族而成立一个政党，从来没有过。」黄医生一直以来告诫自己，也告诫家人的正直的原则最终引领他做了成立政党的决定。第二天，便有一份政党政纲通过与黄医生的一位朋友的联系送给了他。这个人对汉森的一国党的政纲感到愤怒与担忧，希望通过黄医生的能力来实现他的政纲。当时团结党刚刚成立，华人社区与不同背景的社团都对团结党寄予厚望，让团结党在两周以内就吸纳了两千个党员。

到1999年，黄肇强医生成为了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议会上议院议员，也是上议院第三位华人议员。黄医生感叹，「一般而言做政治家都会都会怀抱着一种理想，但是当你进入政党以后，特别是大党，就会收到『污染』，你会改变你的理想。」做了议员之后就要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乃至要非常谨慎，不能不拿清表态行事上的尺度。「工党要投工党的票，自由党要投自由党的票，跟随哪个党就要服从哪个党。稍有踰矩就会被踢出局。」而在黄医生的议员生涯中，在团结党的背景下，黄医生在议院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在投票上可以就事论事，少了党派政治上的制肘，可以直接考虑政策实质上对人民有什么影响。

黄医生更指出在澳洲的政治场上，政客们不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结私怨。事实上，政治家们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立场的坚定捍卫而对一个人萌生敬意。有一次黄医生在议会上就味精的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议员，开展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指出：「科学上并没有证据证明味精是有毒的，但当时的州长心中很歧视中国人，他打算推出一个新的政策，餐馆如果出售制作时以味精为调味的食物，就必须贴出该餐馆使用味精的标志。事实上，许多西方连锁餐厅都有使用味精，州长却表示combine powder不算味精。」在当时澳洲的政治以及舆论语境下，这条议案，黄医生回忆说，其实是具有歧视性质的。黄医生面对这样的挑战，并没有退缩，而是据理力争。在黄医生锲而不舍的反驳下，州长的议案最终没有通过。在会议结束后，对方的首席顾问更找到黄医生，称赞他的才能。2007年，当黄医生从上议院退休的时候，当时的在自由党以及工党担任要职的政治家都到达参与议会，以表示他们的尊敬与佩服。

在从议会中退休之后，黄肇强医生并没有在社区服务上松懈，反而积极参与以及组织向外的义工服务。从2007年「开心行动」的心脏义诊手术开始，黄医生就与同伴一同到中国的中山、陕西、潮州、沈阳等地区进行义诊。后来，义诊的方向转变集中在眼科，变成了如今为人熟知的「光明之行」。黄医生与其他医生和侨办以及中国的几家医院合作，作为技术人才携带专业仪器到中国各地（首次到西安）每年坚持进行义诊。后来黄医生更成立「柬埔寨光明之行」，每次义诊大概医治450位当地的白内障病人，不远万里帮助需要专业治疗的病人。

黄肇强医生一生热衷于参与社区事务与义工服务，更是澳洲华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但他行事的初衷从来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是希望帮助他人的一种热忱。他常提到那些在他人生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说成功并不属于一个人，许多事都是大家的功劳。他更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延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不用是多伟大的事业，所有事都由日行一善开始。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前上议院议员黄肇强医生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节目录音：

说起默剧，很多人会以为默剧等于哑剧，然而，霍达昭解释，其实哑剧只是默剧其中一个分支。默剧的英文(mime) 根源意为「模仿」，其精髓在于演员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与临场发挥，并无固定剧本。正如默剧界奉为圭臬的卓别灵 (Charlie Chaplin)，他的表演融合了严肃的搞笑与深刻的讽刺，其影响力深远，表演难度也极高。默剧最厉害的武器，正是沉默的力量，「Gold of Silent」，它要求演员仅凭形体动作便能抓住观众的心，这对表演者的功夫是极大的考验。但要成为一位默剧演员，难度颇大。首先是因为很少地方能够正式学习默剧，在霍达昭求学时期英法两国默剧学校也仅有三所，如今更是仅存法国一所，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去工作坊学习，但这仍与正规所需的两年训练相去甚远。

即便学成，在没有布景道具、演员一身黑衣的极简舞台，也未必能轻易获得所有观众的青睐。但幸运的是，在霍达昭移民前十年，默剧在香港一直很受欢迎，事实证明默剧很受欢迎，尤其是小孩，他亦有近二百多次有纪录表演。

霍达昭九二年移民到澳洲，但原来在香港时他并没有升读中学。他坦言自幼因为有读写困难，对读书没兴趣，亦笑言小学也是靠转校才能升班，于是十三岁便已经踏入社会，去地盘上班。

霍达昭曾在象牙舖工作，目睹当时象牙工人很赚钱，便萌生了学艺的念头，却遭拒绝（父传子工艺），便决定转而去学画画，希望学成后自已也能做象牙赚钱。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阴差阳错地遇上了一位好老师，他的美术老师徐榕生，不因他背景及样貌而轻视他，甚至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在老师多番引导和鼓励下，霍达昭成功在画坛闯出一些名气。除了美术老师，他的好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阿浓先生也对他影响深远，霍达昭形容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而以上种种亦令霍达昭体会到对青少年的引导是极为重要的。

与默剧的连系始于美术老师的一句话，艺术不止于绘画，也要去体验其他方式，故而霍达昭开始接触不同艺术形式，并对默剧产生了兴趣，虽然当时只有很少中国人会看默剧，但他发现默剧与现代画有好大关系，在看过各种默剧演出后，在八二年霍达昭在朋友话剧演出中场休息时演出15分钟自学默剧（玩票式），这是他第一次表演默剧。到了八四年便真正开始学习默剧，八四年始「艺穗节」提供了一个舞台予他。到了八五年，英国文化协会更提供了一份「助学金」给他到英国学默剧，尽管霍达昭英语水平欠佳，人个小学水平的人能取英协助学金，天跌下来的馅饼，幸好那年在画展赚到的八千元便远赴英国学习默剧。三十七之岁之年，已远超学校入学年龄( 上限二十五岁 )，默剧紧凑课程很大压力，他依然成功完成了学业。

（霍达昭在香港街头表演）

学成归来后，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香港艺术中心邀请他开班授课，他凭着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吸引了不少学生学习，于是便一直教到移民前。除了默剧艺术家身份外，他亦兼职政府司机，他慨叹全世界不少艺术家，包括他，也要努力平衡现实与理想。

移民前的霍达昭算得上名利双收，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移民，霍达昭亦坦言是源于家庭的考量，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他的太太希望为家庭寻找一个更安稳的环境。对霍达昭而言，家庭的重要性超越了个人的艺术事业。尽管他对当时香港环境并不感担忧，反而因「白澳政策」对澳洲的环境感担忧，仍选择踏上移民之路。但霍达昭的移民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艺术家在当时的澳洲移民政策中并不具备优势，他的移民申请过程充满波折，「入纸」申请时要达到一百五十分，他仅能得四十分被拒绝，虽然他对于被拒绝申请感到高兴，认为能继续香港的事业，但最后澳洲政府却还是通过了他的移民以（优材—默剧艺术家）申请。

「硬著头皮」来到澳洲后可谓是放弃了香港的一切，虽然有不少人移民到澳洲后会选择回到香港继续工作，但为了家庭优先，他没有选择这样做。所以为了生计，他甚至当过赌场的娱宾表演者，但被问到一开始是否有在澳洲演默剧的打算，霍达昭坦言澳洲艺术圈较小，没有太多地方留给默剧。尽管无法像在香港时那样全然投入默剧事业，但他对艺术的热情从未减退。他运用初期移民到澳洲所领的救济金在悉尼成立了儿童画室，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他的艺术生命。

霍达昭的画室并不真正教小朋友如何画画，而是通过美术教他们观察、想像和表达能力，像他的美术老师一样，为小朋友启蒙，让他们知道世界是无边无际的。课堂上的手工都是霍达昭亲手设计的，每一次的写生亦是全新的题材，让孩子从中学到的思维方式不但能应用于艺术方面，更能应用于学业上，亦能让小朋友学得开心。正正是这种教法造就了画室的独特性，于是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学生，为艺术培养了下一代。

谈及香港默剧的发展，霍达昭不无感慨。他直言，由于默剧训练机会不多，加上市场狭小，香港的默剧发展一直面临困难。霍达昭笑言他开启了艺术表演收费的先河，鼎盛时期他一分钟的表演收费二百五十元，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也会觉得他很「市侩」，但对于慈善表演，他并不会收费，包括基本车马费，这是指一般娱乐性表演，而艺术性的（沉闷或个人表达）他亦会在徒弟的表演中抽取十分一佣金用予支援演出，但在九七年之后，商业赞助减少，更让这门小众艺术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

被问到如何与电台结缘，当时在雪梨话剧社认识了李学儒先生，在他的邀请下来到电台尝试做节目，一做便是三十余年，而主持倾下讲下一乐也压力较少，愈来愈能掌握到听众的节奏。

回首三十年的澳洲生活，霍达昭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他笑言，从一片荒芜的后院，到如今拥有自己亲手种植的龙眼树，对他而言，家庭的幸福与安稳，远比个人的名利来得重要。如今，他享受着在澳洲的恬静生活，在自家的花园里种植蔬果，享受闲暇之乐。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香港默剧大师霍达昭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梁浩然医生

梁浩然医生于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内科及外科学位，并于200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流行病学及生物统计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威尔士亲王医院接受了妇产科专业培训，并在悉尼和基督城完成了生殖内分泌和不孕不育（CREI）的亚专业培训，并在西悉尼大学获得生殖医学硕士学位。现时，他担仼妇产科不育症专科医生，雪梨大学讲师，IVF Australian 顾问医生以及Fertility Centre 医务主管。

梁医生在节目中坦言，如今年过半百，回首过去，他时常感慨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的不易和得着，以及在这段旅途中遇到不同的良师益友。他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让他清晰地意识到，他应如何更有意义地思考和决定未来的人生道路。

梁医生充满艰辛和奋斗的成长故事，应能引起许多香港人的共鸣。他出生于香港，然而他的家族却源自中国广东一带的农村，并经历了抗日战乱的时期。他描述当时艰难的环境是为温饱亦成问题，都是靠一股韧劲撑过来。在他年幼时，梁医生的父母带着他，从广州经铁路辗转来到香港。在那个年代，香港正经历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梁医生的家庭，与无数移民家庭一样，透过艰苦奋斗，最终在香港安顿了下来。「小时候，我听父母讲述他们的故事，从内地一路跋涉来到香港，艰难重重，但他们没有放弃。我想，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梁医生回忆道。他的父母常常提醒他，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并以勤奋和努力来回报这一切。对此，他亦希望新一代青年不应轻易放弃，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现今的磨难总比上一辈的更易克服。他认为只要付出和努力向上奋斗便会成功。

在中学的时候，梁医生会在暑假的期间特意每天到图书馆翻阅各类型的书籍，他希望做到以自身视角去分析和理解这个浩翰的世界。梁医生颇为自豪自己是一名自律且勤奋的学生，因为在当时的香港教育体系下大多老师都是对学生放仼不理。而这个阶段是他人生的其中的转折点，因为他就是在此发掘了自身兴趣，人生方向和态度，例如：他想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人以改善这个世界。在此，他希望能借此经验刺激后辈对知识的求知欲。另外，他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以及在学校结识的朋友们。「在学校，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彼此激励，互相支持，这让我在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学习的动力和目标。」梁医生说道。这段学习历程不但提供融洽的学习氛围，更最终引领他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在选择职业过程中，梁医生在节目中坦言：「如果我的目标只是赚钱，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医生。我更看重的是工作的挑战性和能够帮助他人的意义。」他希望成为医生并不但是为了追求财富，更能发挥这个职业的内核。这种价值观使他在医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也让他在专业领域内收获了众多的成就与认可。但当他回顾过去的大学生活的时候，亦坦然说道其学习道路十分艰难。他举例说当年的中大医学院刚创办，为了打开其知名和专业度。它的课程内容深奥，周期赶急，而且只有两次机会进行补考，但亦因在如此压力的环境下才会出精英人才。梁医生更认为才能将此坚毅之精神和热诚透过大学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医生开始展开其人生的新阶段，便是有关移民。因为即使当时的香港社会稳定，但梁医生和他的太太都感觉到生活节奏非常紧凑，工作压力大，尤其是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深远。他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成长，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因此，他们开始深思熟虑地考虑移民的问题，夫妻俩最终决定移民澳洲。

梁医生解释说，澳洲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首选，是因为这里的多元文化而且相对宽松的生活节奏，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重视等，这些因素都深深吸引了他们。「我们知道，这里的生活节奏比香港慢得多，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这一点对于已经在香港高强度工作多年、追求事业成功的梁医生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

移民澳洲后，梁医生进入了当地的医疗体系工作。这段经历让他逐渐意识到，澳洲的工作环境与他在香港时有着巨大差异。当中他遇到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而这些同事都为他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这塑造了使得他丰富多彩的职场生活。梁医生表示澳洲多元文化对香港在节奏急促底下的单一文化，更能让他拥有全新的视角和工作环境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和人生方向，而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梁医生在新的人生篇章下以身体力行地感受这不同的世界，将当时在图书馆小梁医生的想法具体化。

另外，梁医生表示在澳洲的这种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环境下，能激发他对生活的全新理解，也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除了专业技术外，更需具备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成为了一名更加全面的医生，也成为了一个更懂得生活智慧的人。

如今，梁医生和他的家人已经在澳洲安顿了下来。他的孩子们在这地方上茁壮成长，享受着这里不一样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梁医生坦言地表示，他对作出移民这个决定无怨无悔，正因为这段移民的经历才让他更加了解自己，也获得了专业外更多的生活智慧和满足感。即使当初在香港也有不错的发展机会，但他仍坚定自己的选择。正因如此才能让他的家庭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节目的最后，梁医生勉励听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坚守内心的信念，不断努力，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梁浩然医生的故事不但是一个移民者的经历，更是一个关于奋斗、选择与成长的动人篇章，充满了个人经历的真情实感，激励著每一位聆听者。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梁浩然医生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Annie出生成长于香港，1984年结婚并育有三个小孩。在1988年，经历过填鸭式教育的她认为，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改变和教育水平对小朋友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于是决定要离开香港，换一个地方生活。她和先生都曾在加拿大留学，体验过加拿大风雪天气的他们决定要找一个更宜居的城市。悉尼天气舒适，与香港的距离适中，Annie的弟弟又在澳洲工作，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促使她和先生选择悉尼作为他们的移民目的地。他们原本的计划是拿到澳洲籍之后就回到香港，但当他们来到悉尼后，机缘巧合，他们被迫留在澳大利亚扎根，就像节目的主题一样 — 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开始了另一个故事。

婚前和婚后的生活对Annie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婚前她在香港完成商科课程，而后到加拿大进修了一个一年的秘书课程，之后就一直在香港的洋行工作。婚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先生的家庭比较传统，她承诺在婚后不再上班，做一个传统的太太。她坦白说，自己不擅长做家务，特别在香港可以请到外籍佣工。在移民来澳洲前的四年，她一直留在家中做全职太太，这样的生活对于Annie来说，实在是过于无聊。

最初来到澳洲，Annie没有选择华人和朋友较多的车士活进行落脚，反而选择了St George。她朋友那时候跟她说，快点来Chatswood吧，房子都要卖完了。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南区，一来南区近机场，方便他们回香港，另一方面又方便照顾在卧龙岗读书的小朋友。也正是因此，Annie在南区开展了自己的生意和政治活动。

说起最初来到澳洲的生活，她直言刚到的时候觉得澳洲非常乡土，邻居们五六点就已经准备关灯睡觉了。而到周末，即便是鱼市场也在下午两三点就要关门。一来是当时没有任何夜生活，周末的时候所有商店更是早早打烊。当时身边又没有什么亲戚和朋友，那时的她就像当时所有香港太太一样，除了周末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带着小朋友到唐人街吃饭以外，就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二来是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聊到那段生活的时候，Annie提到一件现在说起来她觉得是一个笑话的生活小趣事，由于她在来澳洲之前从来没有洗过厕所，没有拖过地，没有经验的她把家中的三个厕所关闭 了两个，只留下一个让大家使用，不然自己每天就是轮流洗三个厕所。1988到1989年两年闲，小朋友年纪太小，Annie也没有经验处理家里所有的杂务，今天回想起来，她说，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差一点就会有忧郁症了，所以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香港生活。直到1990年，小女儿的到来，再加上儿子到了需要上幼儿园的年纪，于是他们决定更多时间留在澳洲。由此，在好市围租借录影带成为了Annie和孩子们的唯一消遣，正是这个契机，他们发现客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华人。即使是香港还有生意，Annie认为，决定在澳洲生活了就不能长时间游手好闲了，于是在录影带店铺附近开了第一家位于Forest road的港式酒楼 — 唐宫酒楼。她说，她还记得当时录影带店附近Forest road上的大部分商户都搬入了新开张的Westfield，整条路十室九空，他们第一次去勘察场地的时候还需要打开车头灯来照明。当时身边的朋友都说，大家去好事围也都只是去购物，吃东西还是会选择回到周边的其他城区。但是Annie认为，那里的地形环境是非常合适的，她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她的丈夫在香港九龙城有一个四层的酒楼，但香港的酒楼他们也只是去试试菜，虽然来了澳洲后也有在卧龙岗投资了一个酒楼，但是自己也没有实际去管理，只是单纯的投资而已。直到后来误打误撞地开了唐宫后才发现，原来在香港经营酒楼和在澳洲经营酒楼是不一样的，在澳洲什么事情都需要他们亲历亲为。 她还提到，她从卧龙岗调派了一些伙计下来去应对英文市场，而唐宫的前身实际上是一间五金店，他们把这个建筑改建成了酒楼。

Annie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说，她知道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一定要和当地政府有联系，大家互相支持。当时市议会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她还记得当时的市政府的General Manger —Howard Wallace先生， 她形容到Wallace先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知道新移民入驻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所以他也给到很多支持，例如是批文的审批等等。Annie笑着说到，世界真的很小，当年的剪彩嘉宾，像是好事围的市长；总经理；慧贤会的荣誉会长何沈慧霞；车锡泰先生等等，都在后面的政治及工作生涯中有交集。

唐宫的工作其实是Annie第一份真正接触社会的工作，她说，当时她做过带位，收银，甚至还做过洗杯子的工作。她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很难忘的体验。在香港的时候她一直是一位太太，家里有菲佣，现在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经营一个服务性行业，她直言，这件事对她来说非常有挑战性。但她认为，开酒楼这件事其实给了她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锻炼出了她的一个好的服务性态度。Annie也通过这个酒楼认识了非常多从政人员，他们时常会在唐宫举办一些例如竞选晚会等等的活动。

当时有一个州议员推动了Annie去参选，也介绍了Annie进入到当地一家社区医院做董事。Annie说到，她是最后一个董事，也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董事。她在这个董事局里，也帮助到他们推广了医院的服务，她提到，董事局了解民众需求，但是不知道如何为她们服务。这些经历支持了她为这个社区服务的决心。

当被问及她是如何萌生左从政念头的时候，Annie觉得她在社区医院做董事的时候，可以接触到在主流社会的不同的人，她觉得自己的加入让医院的服务跟广汎地被华人认识；在酒楼的期间也有一些熟悉的茶客和长者，会在一起讨论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被解决。而在团结党1999年成立的时候，她觉得白澳政策有些死灰复燃的迹象，而自己作为华人的一份子，需要为华人发声。Annie开酒楼的时候认识的一些当地的政客也认为，地方市议会也需要一些华人的声音。她的丈夫和弟弟彼时都在经营自己的生意，觉得Annie作为一个女性，会比较细心，全面，而且可以花更多的时间。Annie当时就决定，如果自己参选，是一定不会参加两大党的。她觉得如果加入两大党，那就必须要跟随党的政策，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和自由度。所以她去敲黄少强门的门，打算如果黄医生答应让她代表团结党的话，她就去参选。她还笑着说到，自己一直都很仰慕黄少强医生，说自己是他最忠实的也是最后一个支持者。

当时Annie在州议会选举的投票站现场看到他们人丁单薄 ，但是大家都很有热情，她被大家的勇气感动了。

初入团结党的时候，Annie选的是地方市议会的议员。她说到，其实自己的生意一直都在好事围，但她为什么会选择在高嘉华进行选举呢？她意识到成为议员，利益关系非常重要。而她在高嘉华有物业，所以她选择了在高嘉华参选。她从1999年开始参选，直到2015年高嘉华市和好事围合并，Annie就没有再参选了，而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议员。

聊到这十几年的议员生涯为她带来了什么，Annie说，可以说是有满足感的。如果自己没有选择移民，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是很平淡，很单一的。她提到她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这十几年给到她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她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东西比大学中的单一学科要更为广汎。就像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垃圾处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假如在大学，她一定不会去选修这一门课，但是议员的工作给了她这个机会去增长了自己的学识。除了市政府定期会议，Annie选择了社区服务作为自己的专责委员会。几年后，年长的主席退休，在同事的认同下，她接过了主席的位置。她希望可以认识多点社区团体，可以推介更多的服务给华人。

Annie说到，这十几年来，作为一个民选代表，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就是为民发声，也是一个使命，不然市民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票选你代表他们。全盛时期有九位华人议员，最开始只有唐人街有农历新年庆典，而在西区南区是百花齐放的，他们在聚集自己社区的人在当地一起庆贺新禧。她还会争取一些拨款，例如在图书馆拨款方面，她用真实的华人增长数据来要求图书馆增加中文书籍的拨款。还有在高嘉华市政府广场的李小龙像，是在一次回中国的扶贫活动中，与顺德达成了友好城市备忘录的协议，这个李小龙像象征著高嘉华与顺德友好城市的良好关系。而在她的努力下，北区的华人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最初只有唐人街举行的新年庆祝活动，后来发展到在北区也有，还有与TVB合作开展的嘉年华等等。因为这些活动的举办程序都非常复杂，Annie在推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当时的市长和很多当地团体的支持，Annie对此也非常感激。

在Annie长达17年的从政生涯中，有7年的时间她任职高嘉华的副市长，她也曾与不同党派的市长搭档过。与市长相比，她认为副市长与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她多年来安于副市长的职位，这个职位给了她更多的空间让她可以专注于为华人团体服务。

直到2015年，为了减少支出，节省资源，高嘉华与好事围选择合并。Annie选择结束自己的市议员生涯。在这17年闲，她认为她的生活重心应该从事业上转移部分到家庭。但离开了原本紧凑的生活，让她有不习惯的感觉，但如今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另一阶段，但她仍然有着要为社区服务的心。所以在市议员生涯结束之后，Annie继续用慧贤会这个平台为华人服务。

慧贤会成立于1992年，当时Annie正在南区经营酒楼，而后期Annie的妹妹Linda在Annie之前加入慧贤会，Annie也有熟悉的朋友在慧贤会服务，在参与过他们工作之后，Annie选择加入这个慈善团体，继续为华人服务。为了确保会内的成员有共同的理念，进入慧贤会需要通过执委会推介。慧贤会并不提供实质性服务，他们的筹款活动用筹得的款项来甄选机构来执行服务。Annie表示，在这个平台里的大家都希望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回馈社会。

对于目前唐人街萧条的镜像，Annie指出，作为华人社区团体，与event委员会的沟通非常重要，这些社区团体需要自己争取更多发声和沟通的机会，参与甄选程序。

最后Annie还提到，她很感恩自己以及家人可以有机会在澳洲成长，移民到澳洲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虽然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生活可以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但是既来之则安之。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悉尼高嘉华市前议员以及副市长，慧贤会邓小颖女士（Annie Tang）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Warren出生并成长在香港，原本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所有来澳洲的选择是一次非常机缘巧合下发生的。当时，出于对弟弟教育的考虑，Warren的父母计划将弟弟送往澳洲深造。陪同弟弟填冩留学表格时，Warren偶然间发现了免费的移民申请表格。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对免费的事物向来兴趣浓厚，于是顺手填冩了申请。这个本以为会被抛诸脑后的举动，却在九个月后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他有机会移民至澳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Warren抱着一试无妨的态度，决定接受这次冒险。

携带着仅有的五百澳元，Warren踏上了前往澳洲的旅程。这笔钱对他来说既是启程的资金，又象征着一条退路——如果在澳洲的尝试失败，他仍能买张机票返回香港。然而，这次“试一试”的决定，最终引领他进入新的人生阶段。

抵达澳洲后，Warren面对的是一个与香港截然不同的环境。他表示来到悉尼的当天走在city市中心的街道上看到的是店铺紧闭，街道空荡，这种荒凉的场景让他感到既惊讶又困惑，开始担心自己在澳洲的未来生活。

起初，他住进了一家每晚仅需14澳元的廉价酒店，虽然价格便宜但环境是非常一般的。三天后，Warren决定“升级”自己的住所，搬进了每周70澳元的房间，但这个看似“升级”的住所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个房间虽大，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为了应对这一情况，Warren不得不用床垫挡住窗口，以封闭开口部分。

虽然起步的经历比较艰辛，但是他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在安定下来后Warren Lam的日常生活是按部就班，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始，直到下午四点半结束的工作。作为一名独居的年轻人，下班后的生活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他便开始思索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赚取额外的收入。

藉鉴于父亲在香港经营男士百货超市的经验，Warren决定将家族生意的一部分带到澳洲来。晚上和周末成了他挖掘潜力客户的时间。他开始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创业尝试，下了班便穿着整洁的西装打着领带，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并且到在周末的Darling Harbour上摆摊。

特别是在Paddy Market上的摊位，只用了短短三天，Warren就将从香港舅母那里拿来的女装皮带全部售出。这次成功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市场潜力，促使他开始考虑批发业务。虽然当时的资金和交通工具都十分有限，Warren只能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四处奔波，见客户，送货，逐渐地积累起了一些稳定的客户和一定的积蓄。最终，这些努力让他能够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一部老旧的180D得胜车。拥有了交通工具之后，Warren的生意开始变得更加灵活和广泛。
Warren开玩笑说，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总体来说，生活还是相当愉快的。他认为，这种愉快主要来源于一点，远離了父母，不需要再听他们的唠叨了。

之后他也是非常的用功，选择去Tafe求学。然而每年都只能坚持三个月，连续读了好多年。这是因为每次在课堂上，当老师们讲课时，Warren的脑海里没有心思学习，忙着计算生意的营业额。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发生，最终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兴趣和未来，显然不在传统的学术路途上。

这并不是说Warren对知识有任何的轻视。相反，他的生意经验其实就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最实用的“课程”。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Warren就开始接触并了解商业的运作。通过帮助父亲经营生意，他不仅学会了基本的经营管理知识，还吸取了批发、零售等实际操作的经验。这些年来，无論是向其他销售人员学习，还是自己摸索，Warren都在不断地积累着商业知识和技能。

不过Warren也表示以前澳洲的商业环境与今天大不相同，商家间的交易基于一种近乎传统的诚信和直率，这种商业风格使得大家之间的交易既清晰又简单。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当时的市场利润相当可观。对Warren来说，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中的那一刻，开始数着一天的收入，那是他的“Happy Hour”，他的庆祝时刻。在这段时间里，Warren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赢得了“Sydney Belt King”（悉尼皮带王）的称号。他以更加实惠的价格销售皮带，激起了市场的巨大反响，甚至引得同行回到香港“投诉”他。Warren也是靠着卖皮带赚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在澳洲生活三年后，Warren获得了澳洲的永久居民身份，这不仅标志着他在这片土地上的新生活正式开始。随着皮带热潮的逐渐消退，Warren察觉到需要转换跑道，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他便去到了台湾打算购置一些成衣可以入口澳洲贩卖，寻找新生意。

当时有一位姨妈是居住在台湾的，听闻Warren的普通话不好便推荐了一位女子给他做翻译，陪同他一起去工厂看货。机缘巧合这位女子最后便成为了Warren的妻子。1988年，他们结为连理，这段跨国的缘分不仅改变了Warren的个人生活，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在妻子的引领下，Warren开始涉足成衣辅料的出口业务。特别是那种采用ABS材料制成，通过电镀技术处理后外观类似金属的特殊衣服扣子，成为了他们的一大亮点。这项技术当时在全球的应用相对有限，只有意大利和台湾掌握，这为Warren提供了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他利用这一优势，成功地将这些特殊扣子以及其他成衣材料引入澳洲市场，开辟了一个高利润的商业领域。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和深化，Warren最终成立了自己的进口批发公司，专门从事成衣辅料的销售。这一领域为他带来了第二桶金。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澳大利亚总理Paul Keating宣布开放海外市场，取消成衣进口配额和关税后，制衣行业遭遇重大变革。成本考虑驱使许多制衣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这对Warren经营的成衣辅料业务构成了直接的冲击。
面对行业的这一巨变，Warren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决定转型，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他对于频繁更换款式、追求新潮的时装辅料业务感到疲惫，希望寻找更加稳定并不会容易被潮流遗忘的行业。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五金锁具行业——一个产品更新周期长、市场需求稳定的领域。起初，他从亲戚在香港开设的五金锁厂获取产品，逐步进入了这一全新的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一开始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澳洲市场非常保守，而且当地人倾向于和固定的供应商做生意。他提到了澳洲最老的门锁公司Lockwood，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其产品和系统深受澳洲市场的欢迎。注意到澳洲市场虽小，但特殊，东南亚的厂商不愿意修改他们的产品以适应澳洲的规格。因此，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并抓住，成为了第一个专门模仿并适应澳洲规格的公司。

进入五金行业后的，Warren经历了诸多考验，从产品规格不匹配、防火测试的严格要求，到与澳洲保守市场的接轨，这一切都考验着他。也是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三年后才做到了收支平衡，并走到现在。但正是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商业策略和客户服务理念。他始终坚持诚信为本，一旦产品出现问题，立即召回并解决，确保客户的满意度。这种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为他在五金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Warren的事业成就远不止于商界的成功，他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和社区。成立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不仅是他对传承和文化保存的贡献，也是一个温馨的回归故土和纪念家族的故事。尽管在香港长大，Warren的祖籍位于新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回到了自己的祖村，那一次的归根寻源之旅，不仅让他重温了家族的历史，也让他看到了祖村的现状和需求。面对破旧的祠堂，乡亲们的呼吁重建祠堂触动了Warren，他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重建祠堂。

起初，Warren只打算捐赠两千元，但在妻子的鼓勵和支持下，他最终决定捐出了一百万。除了这笔慷慨的捐款助力了祠堂的重建，Warren还也为村里的各种设施的更新和维护提供了支持。并且Warren还将新建的医院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并在大堂挂上了父亲的相片，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父亲的纪念，也是对家族历史的尊重和传承。

Warren的移民故事是在经历了初期的适应、挑战和努力后，不仅在商界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和对社区贡献的责任感。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澳大利亚悉尼江门五邑商会会长、澳洲新会文化中心创始人林永义先生Warren Lam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Ken Ng出身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中学时期便开始了他的职业发展。由于当初的中学朋友家里是开发廊的，跟这个朋友也经常会一同“扮靓”，久而久之Ken认为是有机会去赚取一些零用钱，在放假的时候便去同学的店里帮手。对于学业有自知之明的他清楚的认识自己并不是学习的料，所以在中五那年便决定全身心投入到发型行业中。一方面是受到朋友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看见了其中的机会与挑战。在那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香港的发廊业非常繁荣，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三四家发廊争奇斗艳，竞相吸引顾客。男女老少都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只为追随最新的发型趋势。所以当时的Ken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赚取到较高的工钱。他表示自己对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满意的，不仅薪资待遇不错并且自己也对理发的行业感兴趣。

Ken回忆起那段日子，充满了学习与成长。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网路学习资源，想要学习先进的发型技术，就必须亲自前往大师的表演比赛现场，花钱购票学习。这种学习方式虽然成本高昂，但也使得每一次学习都变得更加珍贵和有效。随着技术的积累，Ken开始参加各种发型比赛，并在比赛中取得佳绩，逐步在行业内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他深知，在发型界，创新是永远的主题，只要能够创造出新的风格，就必定会吸引到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Ken的决定来到澳洲，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1988年，澳洲推出的一项政策可以让发型界的专业人士有机会申请一年的工作签证，这对于当时正寻求新机遇的Ken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趣的是，Ken当时并没有抱着长期定居的打算，而是带着一种尝试和探险的心态，看看自己在这片陌生土地上能否找到新的可能。Ken的这次“冒险”也是受到朋友的影响。因为朋友不仅向他推荐了这个机会，还向他保证，在澳洲的发型行业中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Ken笑道称来澳洲这个选择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并且还“上了朋友的儅了”。

来到澳洲之后Ken就开始在唐人街的发廊里开始了他的澳洲职业生涯。Ken表示说当初的唐人街也是百花齐放，非常热闹。当初除了餐馆的其他店铺由于Council的规定，是只工作五天半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礼拜天是固定休息。这也让Ken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享受这片新环境。在刚来澳洲工作的这大半年Ken表示他非常享受，工作轻松周末还可以开车出去游玩。虽然很多朋友表示来到澳洲后会有思乡病，但Ken认为自己并没有别人所说的那样想念家乡。88年的那个年代澳洲其实是非常“安静”，没有什么娱乐的。但相反的是Ken的社交生活相当丰富。他很快就在当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外出活动，约著一起出去唱歌。

当时Ken住在Blacktown，他表示自己还是很喜欢澳洲环境的，住的又是House比香港大很多。所以度过这一段时间之后，Ken的整体感受野非常不错，最后也是决定继续留在澳洲发展了。

在90年代初，随着在唐人街工作的理发店老板计划在Chatswood开设分店，Ken被委派前去管理，这成为他在Chatswood扎根的起点。经过五年的工作经验积累，Ken决定自己创业，开设了自己的理发店。与开餐馆相比，他认为开设理发店的门槛相对较低，主要是需要一些基础的装修和设备。然而，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忠实的顾客基础。

回顾过去的经营环境，Ken认为当年的生意相对容易做些。90年代的理发行业竞争并不激烈，而且那时剪一次头的费用约为三十澳元，相对于他作为一名高级理发师的收费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面临通货膨胀，剪头的消费水平依然维持在三十澳元左右，甚至更低，反映出行业的价格竞争加剧。

Ken在华人社区中被广泛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并展现其音乐才华。特别是在90年代末参加文华社举办的歌唱比赛中获得显著成绩后，他的名字开始为更多人所知。从小对唱歌有着浓厚兴趣的Ken，在香港时期就已经积极地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包括学习声乐和参与各类比赛，甚至有过酒楼驻唱的经历。

到了澳洲之后，Ken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梦想，反而继续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在文华社的比赛中，他获得了亚军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为他提供了与更多华人社区成员交流和建立联系的机会。随后，Ken经常被邀请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和表演，如婚礼、新年晚会等，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他在华人社区中的知名度和人气。

文华社在华人社区中曾经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聚集地，到访澳洲的华人游客除了参观悉尼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等著名地标外，往往也会选择去文华社体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人们的娱乐习惯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餐后享受卡拉OK，而不是前往文华社或酒楼聆听现场演唱，这改变了传统的娱乐模式。

Ken作为一个对音乐充满热情的人，在这种变化中看到了表演机会的减少，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气馁。相反，他更加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Ken表示作为一名歌手，与仅仅把唱歌作为个人爱好的人不同，他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不仅要掌握自己喜欢的歌曲，还要熟悉大众喜欢的音乐，甚至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合适的音乐风格。这种对音乐和表演的专业态度，加上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使他能够随时准备好拿起麦克风，为听众带来长达三十首歌的精彩演出。

Ken对未来在华人社区里唱歌演出行业的看法是积极和乐观的。他认为，由于华人社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们自然会组织各种活动来丰富社区生活，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现场表演来增添气氛。因此，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娱乐方式发生变化，对于现场表演和美妙歌声的需求仍然存在。Ken相信，只要有集会和活动的地方，就有现场表演的空间，这为歌手和表演者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机会。

除了唱歌爱好事业，Ken现在也在Apex鼎丰房地产行业开启了他的新的职业发展。Ken表示他之所以选择离开发型行业，部分原因是看到了理发行业内部的挑战，尤其是价格竞争的加剧，感觉这个行业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发展前景。所以他选择转向房地产行业，探索新机遇以及寻求更大的职业自由度和发展空间。

初步尝试房地产行业时，Ken持有一种尝试的心态，通过考取了相关牌照并开始兼职工作，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遇到了Apex鼎丰的创始人，最终被邀请加入并在这个行业中找到了新的职业发展道路。对于从事销售工作的心态和方法，Ken认为，无论是作为理发师还是房地产销售，核心都在于销售和推广自己的工作，同时也需要建立客户的信任和信心。他强调，成功的销售不仅仅是推销产品，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客户相信你，相信你推荐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移民到澳洲时，Ken表示在澳洲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感到非常轻松愉悦，并且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悉尼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歌有共鸣”节目主持人 Ken Ng 吴绍添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梁钜师傅，一位将中国传统武术以及舞龙舞狮文化在海外传承与推广的杰出人物。梁钜师傅出生于武术世家，自幼就开始了艰苦的武术训练。他的父亲，梁祥，也是当时在武术界的知名人物。梁钜师傅回忆道说从小对学习功夫并不感兴趣的他，在五六岁起就开始每天在每天在天还未亮，天寒地冻，被父亲拍醒开始了一天的训练，这种日复一日的艰辛练习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特别是，他的训练并不沿用一般的路径爬山，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陡峭’Z‘字形’的路线，挑战上山。此外武功的基本功练习还包括攀爬铁索桥、练习马步和锁手功夫等，而这些都是他从师公那里传下的传统功夫。

从小在武术世家长大的他，早年间就承受了家庭经济压力的重担。当家中因为一些变故而损失了大量财务资金时，梁钜师傅不得不在十二岁就开始出去工作，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他表示当时家中还有四位兄弟姐妹，为了能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小孩，以及也能继续支持年幼的妹妹在读书，自己则对家中人表示自己会投入到工作中去，补贴家用。

他的早年工作经历，从九龙旺角的莲香酒楼开始，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床，十分辛苦。在做了三四年之后，十五岁的梁钜师傅在一次的偶然机会在香港的公园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和武功师傅，夏国璋。在跟随学习的同时，夏国璋师傅还邀请他去夏国璋医馆做事，直到他十八岁。

在访问中梁钜师傅还与我们分享了柔功门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揭开了中国武术文化。柔功门，原是作为少林功夫七十二艺的一门，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之所以特别，部分原因在于这门功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向俗家弟子开放，直到鼻祖宗师夏汉雄的出现。而梁钜师傅的师傅夏国璋，便是夏汉雄宗师的长子。

夏汉雄不仅是柔功门第一位俗家弟子，更是通过其师承铁隐禅师和戒冰和尚，将柔功门的技艺和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1924年，他在广州茘湾成立了夏汉雄体育会，不仅是对柔功门技艺的进一步传承，也将这门功夫向更广泛社会人群开放。随后，夏汉雄还将这门功夫带到香港，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并由其子夏国璋继续传承。那么在在夏国璋医馆工作的经历，他深受夏国璋师傅的影响，对武术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热爱。

随后，通过朋友的介绍，十八岁梁钜师傅进入了香港的民安队（民众安全服务队）工作，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和人际网路。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在1974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梁钜师傅受到一位已经在澳洲定居生活的老表邀请，当时老表表示自己在澳洲的华人餐馆做工并邀请他来帮忙。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容易，梁钜师傅说道当时一张前往澳洲的机票价格高达一千多港币，而这几乎是他在香港两个月工资的总和。这意味着梁钜师傅为了这次旅程，不得不节省和积攒，甚至需要有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的勇气。但他选择移民澳洲的背后，也是希望他能改善家庭经济困境。

梁钜师傅的旅程从1974年12月开始离开香港，踏上前往澳洲的航班。他回忆到说当时那个时代的长途飞行旅程并不是直达，还需要在菲律宾进行短暂的停留加油。在问及对澳洲的最初印象时，梁钜师傅笑着表示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细评味，由于工作原因，在落地第二天就投入了繁忙的餐馆工作。但尽管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细致地体验和适应新环境，他对澳洲的第一印象却是极为正面的。特别是澳洲宜人的天气和清新的空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自然环境的特点与之前生活的香港形成了鲜明对比。

刚到澳洲之后的梁钜师傅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这样的强度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大挑战，梁钜师傅笑着说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且充满活力，这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他融入工作和社交的新环境。一开始他在唐人街的太源酒楼工作，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还结交了几位同在这里做工的致公堂的弟子。几位同事听说了梁钜师傅也会功夫、舞龙舞狮后便介绍他到致公堂去做事，并在致公堂教授武术。

之后在致公堂做事后，他与华人社区的各个侨领都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当时各位侨领对舞龙舞狮非常感兴趣，正寻找一位能够教授这门艺术的师傅。而梁师傅抓住了这个机会，向侨领们推荐了自己的父亲，梁祥。

在1978年他的父亲，梁祥，应悉尼市华人社团的邀请来到澳洲，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和柔功门武术。在澳洲，梁祥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包括澳洲柔功门国术总会监督、华人足球会军医以及悉尼中医学会会长等，他的多方面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与发展。来澳的同一年，父亲梁祥在悉尼的Sussex Street上创办了澳洲柔功门梁祥体育会。

梁祥的武术班吸引了众多学生，不仅有华侨和华人领袖，还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例如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生。尽管语言障碍成为了一大挑战，父亲梁祥不会说英文，但他的徒弟们积极担任翻译，帮助他与学生们进行沟通。此外，梁钜师傅在下工后还会帮助父亲教授武术，尤其是在他擅长的打鼓和舞狮方面。

梁钜师傅还回忆到当时的华人街尚未建立，但在一群侨领的努力下，最终建立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Dixon街和唐人街牌坊。

梁钜师傅及其父亲在澳洲建立柔功门后，活跃地参与了舞狮舞龙等传统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在过年或特殊庆典时受到欢迎，也常常被商家邀请进行表演，为节日和商业活动增添喜庆气氛。通过这些表演，柔功门不仅想当地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加深了澳洲当地社区对中国武术和文化的认识。

梁钜师傅强调武术作为一种终身运动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强身健体，也是精神层面的修养和娱乐方式。特别是在当时，对于缺乏现代娱乐手段的年轻人而言，武术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所以在当时的华人社区舞狮舞龙是非常受到大众年轻人欢迎的。

1988年，梁钜师傅迈出了尝试进入餐饮业的一步，前往堪培拉开设了餐馆。然而，由于90、91年间的房产利息高昂，这一尝试最终不得不放弃。之后，他决定返回悉尼，与父亲梁祥一起，继续致力于柔功门武术以及舞狮舞龙的传承与发展。

同事也在这一时期，舞狮艺术也迎来了创新与变革。师傅夏国璋在香港对传统的南狮进行了改良，提出了“南狮北舞”的新概念，这一创新丰富了舞狮的表现形式。所以当梁钜师傅在香港的同门师兄弟就发出邀请他们回香港学习梅花桩的技巧时，他也是积极响应。他让自己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在寒暑假的时候专程回香港学习新的舞狮技巧。

2000年，梁钜师傅及其家族在Hurstville Council的新年嘉年华上进行了澳洲柔功门的首次梅花桩舞狮表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他们又在Chatswood、City以及Eastwood等地进行了表演，将这一独特的舞狮艺术展示给了更广泛的观众。梁钜师傅强调，练习梅花桩是非常辛苦的，需要给予百分百的专注，舞狮者也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此外梁钜师傅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文化传承同样充满热情。他发起的儿童舞狮计划，不仅面向华人小孩，还欢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参与，如印度孩子、穆斯林孩子等。这种包容性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视，以及他对传统文化普及化和国际化的努力。通过与Willoughby市政府合作推出舞狮课程，并在悉尼议会大厦前进行演出，他的工作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平台，也为推广中华文化于澳洲社会作出了显著贡献。梁钜师傅还与学校合作，直接进入教育系统教授舞狮舞龙，这种方式有效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教育中，加强了不同文化背景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兴趣，同时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回顾自己自1974年移民以来的四十多年生涯时，梁钜师傅表达了自己移民到澳洲这个选择坚定无悔的态度。他在海外的生活以及经历展示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不懈努力，在异国他乡成功传承和推广自己深爱的文化。梁师傅不仅在华人社区内部积极发展柔武术精神，他更是将这份热爱带到了澳洲的主流文化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他表示通过强身健体和武术教育，不仅可以教育了海外华侨的下一代，更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开放了学习的大门。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世界柔功门澳洲监督梁钜师傅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nry Chung从小香港长大的。 在1980年代的香港，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当地只有两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 这些学府的入学名额极为紧张，仅有少数顶尖学生有机会入读。 面对这样的背景，许多学生和家庭包括Henry，开始考虑海外留学。 最初，Henry和他的家人考虑的是加拿大，一个对香港学生来说相对熟悉且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然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远离家乡、前往一个陌生国度的挑战是巨大的。 加拿大对Henry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亲戚朋友的支持和熟悉的环境。 当时他的母亲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不如到澳洲读书。 相较于加拿大，澳洲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在澳洲当地有亲戚，也就是他的表弟一家。 有家人在附近，可以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照顾。

Henry表示澳洲当时对国际留学生的接纳量非常有限。 每年大约只接收三百名国际留学生，且入学要求包括严格的考试成绩和英语能力。 对Henry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最终他的成绩达到了要求，使他得以成功地来到澳洲，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当Henry Chung第一次踏足澳洲时，他立即感受到了与香港截然不同的环境。 他最初对澳洲的印象深刻，与香港遍布的高楼大厦不同，澳洲的城市以低矮的独立房屋为主。

一开始，Henry与他的表弟一起住在Ryde的一个公寓里。 尽管他在刚来澳洲时面临语言挑战，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年轻的Henry在适应后很快就意识到，为了帮助家庭减轻负担，他需要找一份兼职工作。 在那个时期，许多来自香港的国际学生都选择在雪梨的唐人街的餐厅工作。 Henry也追随了这一潮流，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馆，担任水吧服务员。 这份工作虽然简单，但对他来说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酒类相关的工作。 一直到大学期间，Henry都一直有在兼职打工补贴家用。

上了大学之后Henry在新南威尔斯大学攻读电脑专业。 他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只是通过了简单的排除法。 他表示他对数字不敏感，因此会计专业对他而言并不合适，同时，他也不太喜欢工程、医学或法律专业，这些领域的要求对国际学生来说非常高，且名额紧张，所以 最后就自然而然就剩下电脑专业可以选择了。 尽管他之前几乎没怎么接触过电脑，最多只用过家里的打字机。

Henry表示他非常喜欢在澳洲的学习生活，并希望能在毕业后留在澳洲。 然而，当时的政府规定要求国际学生在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至少两年后才能申请返回。 尽管有一家IT公司愿意提供工作并为他担保，但由于政府的规定，他也不得不放弃这个机会，先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后，Henry Chung迅速融入了当时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IT产业。 他的求职之路相当成功，收到了约二十个面试邀请，并从中挑选了五个进行实际面试。 最终，他被三家公司录用，并选择了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工作机会。 这家交易所当时正处于向电子化转型的过程中，一半业务仍依赖传统的电话交易。 然而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四年后，Henry仍然对澳洲的生活念念不忘，并希望返回澳洲继续生活。 Henry的家人对他重返澳洲的愿望给予了坚定支持。 尽管他有些担心在澳洲找工作的问题，但当时澳洲的IT产业发展迅速，需求量大，他对此并不太担忧。 此外，他在澳洲也有朋友表示愿意帮他找工作。 而且，他意识到澳洲和香港在薪资水平上差距不大，这进一步坚定了他重返澳洲的决心。

最终，在1995年，Henry的移民申请得到了批准。 这次，他带着与初次前往澳洲时截然不同的心情——充满激动和期待重返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由于之前在澳洲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他对那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当时澳洲的IT产业急需人才，使得他的移民申请过程相对顺利。 重返澳洲后，Henry在一家银行的IT部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经过在澳洲从事IT行业十多年后，Henry决定追随自己的兴趣，转而开设了一家品酒公司。 当被问及放弃多年累积的IT产业经验是否觉得可惜时，Henry表示并不后悔这个决定。 他解释说，这个选择与他的个性息息相关。 他表示如果他的目标只是赚钱，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那里他可能会有更高的收入和职业成就。 但Henry追求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他更重视生活的品质和个人的兴趣。

在谈到为何选择开设品酒公司时，Henry回忆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他买房后举办的house warming派对中，收到的礼物大多是酒，这反映出澳洲的饮酒文化。 此外，他早年在酒吧的工作经验，加上自己在家研读关于酒的书籍，都促使他对品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酒量很好，不只是喝酒的量，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品味不同的酒，探索它们的风味。 Henry表示经常去Hunter Valley的各种酒庄品酒，并喜欢带朋友一起去那里进行Roadtrip，逐渐将这种活动发展成了日常的兴趣爱好。

最终，Henry甚至去考取了品酒师的执照。 他认为，虽然天赋在品酒方面很重要，特别是嗅觉和味觉，但他更相信后天的努力和学习。 为了获得执照，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则继续学习，参加了品酒的专业课程，这不仅包括理论学习，还需要实地参观酒庄，深入了解酿酒文化。 在华人中，持有品酒师执照的人并不多，Henry成为了这一行业中的少数华人品酒师。

在2010年，Henry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打红酒进出口生意。 他强调，做酒的生意不仅是商品交易，更涉及对产酒地点、天气条件以及酿酒师等方面的深刻理解。 他也提到，品酒与美食密不可分。

Henry的经验证明，追求个人热爱的事业，有时比单纯追求财富更能带来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2CR电台《品酒人生》节目主持人Henry Chung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Auburn永远荣誉市长林丽华女士 (图：The Australian)

林丽华女士的父母早年在中国移民越南，并于越南生下了她。林丽华女士在越南出生长大，她小时候家里做生意，家境殷实。可惜好景不长，1975年左右越南发生政变，家中资产全被充公。辗转经历了好几次偷渡，从越南到马来西亚再到加拿大，过程九死一生，终于在1988年真正来到澳洲。

林丽华女士回忆她当年偷渡的时候被发现，便会作为政治犯被越南军人被抓去坐牢。当年时势艰辛，只有偷渡才有活路。她在牢狱出来再度尝试，经历了10余次偷渡，过程艰险重重才终于定居澳洲。林丽华女士称，偷渡在海上遭遇不幸，是常有的事情。邻居有几个家庭，她的很多同学，很多都在海上或偷渡过程中弥难。大海茫茫，海上风浪凶险，偷渡的小船本就超载，在海上漂泊，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海夺命。

林丽华女士回忆她当年偷渡的艰辛，她说在1978年左右，越南政府排华，华人在越南举步为艰。政府和船主勾结合作，想偷渡出国可以，但要花钱买船位，船很小，24米长6米宽，坐满了三层。498个人，万一出什么问题，船可能会在几分钟内沉船。

林丽华女士偷渡时所乘坐的船，血混著水，还满是垃圾，环境很差，还有一位在船上初生的婴儿。每个人就一个小四方位，小船坐了三层人，脚无处安放，只能放在底下的人的头的上方。如果说环境差是一个危机，那相比他们之后的遭遇，环境也只是小儿科。

林丽华女士偷渡途中，遇到了两次海盗。海盗看他们船上的人多，开来了两台大鉄船，把他们所携带的物品洗劫一空。海盗们把能带走的都拿空了，就连罗盘都不想放过。幸好船上有林丽华女士的母亲，她母亲是泰国华侨，在泰国出生，会说泰语。林丽华女士看着她母亲，在海盗母亲下跪，苦苦哀求了两个多小时，才要回来了罗盘，换回了船上几百个人在茫茫大海中找对方向的生机。

林丽华女士在偷渡的过程中，苦苦忍受恶劣的环境，心中期盼著能赶紧上岸。但天不如人意，林丽华女士所乘坐的小船，经历千辛万苦，抵达马来西亚后，由于值钱的财物被海盗洗劫，而当地海军只有看见钱才会放船入境，他们乘坐的小船只得被赶回海上。当年的林丽华女士只有10来岁，不知道害怕，现在她想起来也说心有余悸。

林丽华女士回忆，当时船上很热，有40来摄氏度。漂泊的时候，食物短缺，在海上漂泊，没有食物，把自己已经死去的亲戚晒干来吃。人食人这种骇人听闻且难以想象的事，居然就在身旁发生。船被马来西亚拒绝入境，船被拉出去的时候，底破了个洞，若不跳海，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离岸不远，礁石很多，有一些人受不了，就开始跳海。会水的人去救不会游泳的年轻人或老人，但生死有命，最后有些人命丧大海，那个在船上出生的婴儿，还未来得及看世界，便永远的沉睡了。

几经艰辛，林丽华女士进了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当时在马来西亚时，林丽华女士偷渡时，带上了她姐姐的两个幼子（一个2岁，一个4岁）。林丽华女士本想申请去澳洲，但当时的代表团很歧视他们。代表团说只能收留年轻人，而两个小朋友不能入境。林丽华女士他们认为作为家人，就要齐齐整整，共同进退，就算困难，也不能抛弃。

就这样，他们只能济留在马拉西亚当时收留难民的比农岛。当时的比农岛形同地狱，岛是荒岛，岛上物资短缺，就连饮用水都欠缺。荒岛上住了7万多人，没有卫生设施，洗澡什么的都只能在海边进行。虫子，蟑螂，老鼠等司空见惯。每一天都有人丧命，起初，还有土地让逝者入土为安，到后来只能全部都丢入海里。

林丽华女士他们在比农岛住了一年半，全身被虱子咬，每一晚都很难受。如果让两个小朋友在这里，很难活下去。他们便苦苦哀求，求代表团让这两个小朋友入境，但屡屡遭拒。代表团的说法是，若是让两位小孩子入境，孩子长大后会担保父母移民，所以不想收留。竟然澳洲的路走不通，只能转向申请加拿大，而幸运的是加拿大收留了他们。

林丽华女士在加拿大居住了九年，从1979年到1988年。林丽华女士在加拿大读书生活，虽然生活，语言，饮食上均不习惯，但政府和教会都给予难民一些照顾。除了天气寒冷，只要人够勤快，从头再来的生活还是可以的。

林丽华女士曾以为会与澳洲无缘，直到遇到了她的丈夫。林丽华女士和她的丈夫，是在偷渡被抓的过程中，认识的她丈夫，彼此算是认识了很多年，也断联了很多年。以前在越南，偷渡的都是政治犯，两人都经历过九死一生，曾经短暂的相遇后，男方去了澳洲，而林丽华女士去了加拿大。

命运的齿轮在转动，有一年，还不是林丽华女士丈夫的他，一次去加拿大的旅程，让他们缘分再续。林丽华女士与丈夫相知相爱，并通过婚姻担保，来到了曾经因为无缘的澳洲。

加拿大的天气很冷，上班7天无休，林丽华女士虽在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但还是很不习惯加拿大的生活。而澳洲气候适宜，对林丽华女士而言，是比加拿大更好的宜居地。林丽华女士喜欢接触人，曾经是从事银行工作。来到澳洲以后，一切重新开始，她便在她远在美国的哥哥的建议下，去读书考牌，尝试做地产的工作。

林丽华女士来澳洲后就开始做地产，通过从事地产行业，认识了很多人。林丽华女士会说普通话，广东话，越南语等好几种语言。经历过难民的艰辛，更懂得助人的可贵。林丽华女士的成长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亦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无疑在她心中，埋下了感恩和回馈社会的种子。

林丽华女士认为澳洲是很好的国家，社会设施很完善。林丽华女士知道很多新移民初到澳洲，不懂如何才能融入，如何得到帮助。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林丽华女士在澳洲生活几年，认为自己有责任社会，为市民尽绵薄之力。

出于对社会的回馈之心，林丽华女士在身边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参加了市议会的选举，并在1991年获选成为独立议员。独立议员是志愿者性质，除了一年3000元的交通补助，是没有工资的。

Auburn和Libcome 差不多在大悉尼中心位置，距离东南西北都约20分钟。地理位置因素，是很多新移民会选择居住的地区，新移民的增加，融入社会至关重要。很幸运达到大众支持的林丽华女士，除了有一颗为民服务的心，也需要有收入能养活自己。她只能利用不影响上班的业余时间，一般在晚上开会，有时会议从晚上7点多开到凌晨1点，甚至2点。一颗为民服务的心，是她持续努力的动力来源。

林丽华女士在Auburn做独立议员，一年复一年，林丽华女士的努力得到认同。林丽华女士得到大家的支持，在1996年做了几年的Auburn副市长，并在1999年，得到议会里的议员投票，当选成为Auburn市长。当时Auburn属于第二大的市议会，从1991年-2016年的从政生涯中，林丽华女士做了4任市长，做了4-5任副市长，是当之无愧的华人之光。在林丽华女士政治生涯中，最骄傲的事情之一是参与澳洲奥运的举办。

从污染严重到开始整治，从修路到获得举办权，见证著城市一路变好。1993-2000年，林丽华女士经常需要开会，去谈论该如何规划奥运村，如何与市民合作。奥运的举办权是属于City Council，有什么设施要处理，也需要悉尼市议会，Auburn市议会和各方部门有很多沟通合作，才能顺顺利利的举办奥运。

林丽华女士认为，没一条路是容易的，初初非常困难，但只要肯做肯学，没有路是走不通的。林丽华女士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市议员，但仍然在为社区服务。她成立亚洲福利中心，为的是难民和新移民来澳洲，面临语言和财政困难，不了解澳洲文化法律法规的无助。林丽华女士称，她很幸运得到社会和好心人的帮忙。所以她也希望将善意传承。她成立的亚洲福利中心，开设英文班，教如何成立小生意，烹饪，手工艺等技能，为新移民提供帮助。

互相之间有交流，使不会感到像孤岛一般孤立无援。与此同时，亚洲福利中心有赌博，家暴等辅导。有课后的辅导帮忙新移民父母不会英文导致的孩子融入困难的问题，帮助孩子适应学校，培养孩子自信心。同时亦会开班教导想求职的人，在澳洲找到生计。林丽华女士希望为社会尽微薄之力，让新移民亦能融入社会。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Auburn永远荣誉市长林丽华女士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徐君逸医生第一次踏入澳洲是于1988年代表香港大学来参加比赛。  第一次踏足澳洲，他对这里的印象非常好。 他惊叹于澳洲美好的天气，常常看到湛蓝的天空和绚丽的彩虹。 澳洲的空气清新，生活节奏也让他感到异常惬意，许多方面都让他感到非常满足。 这次初次体验让他对澳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印象。 随后徐医生在2006年正式抵达澳洲，开始了他的澳洲工作生涯。 虽然最初他对移居是并没有太大兴趣的，但他来到澳洲并决定到最后移民的道路主要是与他的职业发展有关。

徐君逸医生在香港出生长大。 从他的大学时代开始，就有许多人生选择。 在高考时，因为喜欢香港中文大学而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社工专业，但在命运巧合之下最终转而选择了香港大学的牙医专业，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笑称，如果当初选择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学了社工，也许他之后就不会选择移民到澳洲。

徐医生坦言自己的A Level成绩并不是非常优秀，但凭借著出色的能力考试和逻辑测验成绩得以顺利进入牙医专业。 香港大学的牙医课程是四年半全日制的，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徐医生的学习生活非常的繁忙。 从清晨8点到傍晚5点，课程非常紧张，从第二年开始还有医院的实习。 这日程，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徐医生回忆起在香港大学就读时的趣事，他笑称当时在香港大学不管选修什么课程，学费都是一样的。 他调侃道，这种情况下学牙科是相当划算的，因为大家都付著同样的学费。

在本科的学习过程中他便以及决定之后的人生想要在大学教书育人，而非日复一日地面对患者。 这样的人生道理也意味着徐医生需要进修更高的学历，到硕士甚至是博士。当时一个来自丹麦、在牙科领域享有盛名的教授，给了他未来的方向。 他建议当年的徐医生，如果想要深造，可以选择去美国或瑞典。 瑞典的课程虽然需要自费，但比起美国需要一年工作经验再读两年书，时间更短。 最后徐医生选择瑞典，因为那里的牙医学科处于世界前沿。

在瑞典求学期间，徐医生置身于牙科医学的精英环境中，他不仅得到了学术知识，还深深被那里的学术氛围所感染。 徐医生分享到，在瑞典校园里常能看到牙医医学界的大咖，他们不只是名字在文献上出现，更活生生地走在校园中，这让徐医师深受影响。

徐医生毕业后受香港大学的前校长戴维斯邀请回到香港大学，开始了为期十几年的教书生涯。 从1992年一直教书至2006年。 一开始，他充满热情地投入教学工作，对于教育的初衷和纯粹性充满信念。 但随着时间推移，香港大学的管理方向出现了一些变化，让他感到不满和失望。 他表示香港的大学初衷逐渐被商业化取代。 曾经以教书为主，以教育为根本的大学如今更注重盈利，追求知名度，这令他有些失望。 尽管如此，他在教书的多半仍然感到满足。 如今许多香港知名的牙周病医生都曾是他课堂上的学生，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当徐医生谈到不选择在香港的医院或私人诊所工作时，给出了深思熟虑的理由。 他指出香港缺乏大型专门的牙科医院，尽管有政府医院，但那里的环境并不符合他的喜好。 对于私人诊所，他认为其中更多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运作模式。 然而，他坦言自己并不擅长做生意，这使得私人诊所的工作并非他的首选。

他强调，对他来说，医疗工作不能简单地以金钱来衡量。 在他看来，身为医生，首要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治疗患者，将治疗放在第一位。 这种医生的职业信条让他更倾向于寻求一个能够专心治疗病人、而非商业运作为主导的工作环境。

徐医生选择澳洲有着多重因素。 首先，他对香港大学教学环境的不满以及对「行尸走肉」式生活的厌倦，促使他结束在香港大学的工作。 然而，香港作为一个学术环境不够多元化的地方，也没有其他大学能提供给他更好的职业选择。 幸运的是，Gold Coast的Griffith University开设了新的牙科专业，刚好需要一位牙周病的专家。 这对徐医生来说是个巧合，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并申请了这个职位。

另外，在雪梨大学，他认识的一位教授愿意为他提供推荐信。 这位教授不仅答应了，还向徐医生提供了其他工作机会的消息，特别是Westmead Dental Hospital正在招募牙周部门的主管。 最终，徐医师收到了Westmead Dental Hospital工作的offer,并开始了他的在医院的工作生涯。

徐医生在westmead dental hospital的工作相对于在香港的工作来说更轻松。 起初，他还在按照在香港的工作节奏和压力来进行工作，但身边的人提醒他，在澳洲不需要过于紧张和高压，有时过度的压力还会影响到其他人。 在医院工作之外，他还担任雪梨大学的客座教授，需要规划和准备课程。

在医院工作了四年，从2007年到2010年。 然而，不论是在医院还是悉尼大学，徐医生都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存在，这让他感到厌恶。 徐医生表示他不喜欢卷入政治之中，更偏向专注于医疗工作而非权力争夺。 因此，随后他选择了在诊所工作，这段工作持续了四年。 也是在这诊所工作的时间里拿到了雇主担保而正式的移民到了澳洲。

徐医生随后在澳洲正式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 在这个过程中，他之前累积的专业声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归功于许多熟人教授和学生的介绍和支持。 这些推荐让诊所很快就被患者所认可和信任，在口碑传播下，诊所的声誉迅速走高。

身为诊所老板，徐医生享受着能够自主决策的权利，这种自由度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牙医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让他更容易获得商业贷款，这为诊所的运作提供了财务上的支持。
尽管专业上的成就让他备受认可，徐医生也感叹自己的身体跟不上工作的节奏，希望在65岁前能够退休。 他深感感激的是，病人对他的信任和忠诚，甚至不惜远道而来就医，这种信任让他倍感荣幸。

被问到移民是否有后悔，他强调自己绝对没有后悔，甚至有点后悔没有更早来到澳洲。 尽管移民过程中有些困难，有得有失，但他强调澳洲带给他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The post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前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副院长徐君逸牙科医生 appeared first on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