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華人博物館（Museum of Chinese in Australia，MOCA）於11月3日舉辦歷史論壇，由MOCA現任主席劉瑞馨（Daphne Lowe Kelley）致歡迎辭，並邀請新州綠黨Newtown選區州議員Jenny Leong，以「代表性與種族歧視：身為澳洲華裔政治人物的反思」為題發表演講。出席者包括新州Strathfield選區州議員Jason Yat-sen Li、澳洲綠黨黨魁兼聯邦參議員David Shoebridge、社區人士，以及Jenny Leong的家人。

（活動現場）

MOCA現任主席劉瑞馨（Daphne Lowe Kelley）在開場時歡迎博物館的朋友及支持者，並向當地原住民致敬。她介紹，Jenny Leong在進入議會前曾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危機應對及倡議工作，長期關注人權、平等與社會公義。

（MOCA現任主席劉瑞馨（Daphne Lowe Kelley））

談到兩人的相識經過，劉瑞馨回憶，約十二年前，她得知一位名叫Jenny Leong的人準備角逐新成立的Newtown選區議席，從姓氏猜想對方可能具有華人背景，因此主動與她見面，並認為她是一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

其後，劉瑞馨協助Jenny Leong接觸中文媒體，亦邀請她出席不同華人社區組織的活動。她憶述，曾在一場活動中請主辦方介紹Jenny Leong這位華裔候選人到場，但當時未獲回應。

劉瑞馨表示，Jenny Leong其後於2015年當選，成為澳洲首位當選議會下議院議員的華裔女性，並一直擔任Newtown選區州議員。

Jenny Leong在演講開始時感謝劉瑞馨多年來的支持，以及博物館團隊讓澳洲華人的故事能夠在悉尼唐人街被保存、分享和討論。

（新州綠黨Newtown選區州議員Jenny Leong）

她坦言，站在台上以華裔澳洲人的身份發言，對自己而言亦帶有複雜感受：一方面，她曾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代表這個身份；另一方面，若只以「澳洲人」形容自己，卻又覺得未能完整表達自身經驗。

她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Adelaide成長時，自己與身邊的人經常以「一半一半」形容她的族裔背景。這個說法當時似乎沒有甚麼問題，但多年後回望，她開始思考，長期被理解為「只有一半」，究竟如何影響一個人看待自己。

她亦沒有迴避年輕時對自身背景的不安，坦言曾希望自己不像華人，而是與其他人一樣。她表示，分享這些經歷，是因為不希望將自己的成長故事重新包裝成一條毫無矛盾、理所當然的道路。

談到亞洲面孔在公共文化中的呈現，她回憶，年輕時在Calvin Klein廣告中看見亞洲女性模特兒，曾帶給她強烈的鼓舞。當時，即使模特兒並非華人，能在西方廣告中看見亞洲女性，對她而言已是一種難得的認同。

不過，她亦反思，若一個人對歸屬感、被接納程度及自我價值的理解，始終取決於主流社會的目光與認可，便仍然受到外界標準所限制。

十九歲移居悉尼後，Jenny Leong曾在The Rocks一間泰國餐廳工作。她記得，一些穿西裝的男客人會向她練習旅遊時學到的泰語，但當他們問她來自哪裏，而她回答「Adelaide」時，對方卻顯得失望。

這些日常經驗，讓她思考外貌如何影響別人對一個人的預設，以及為何在澳洲出生、成長並參與社區生活的人，仍不斷被追問來處。

她亦分享，2005年與家人返回中國祖籍地時，自己與姊妹在街上同樣顯得格格不入，引起店主及居民好奇。當她們解釋自己來自澳洲後，對方才點頭表示理解。

她藉此提出，一個人在自己出生及成長的國家被視為外來者，回到家族原鄉時又感到陌生，這種經驗如何塑造其身份與社區連結？

另一方面，她表示，自己抵達香港、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地時，即使身處未曾到訪的地方，有時仍會感到某種熟悉與自在。這些看似矛盾的感受，都是她理解自身歸屬感的一部分。

Jenny Leong亦透過家庭照片及家族記錄，回顧家人由中國遷往馬來西亞，以及父親其後到澳洲求學的經歷。

她表示，父親於1964年以國際學生身份前往Adelaide完成中學學業，當年的旅費及學費由六名兄姊共同分擔。父母亦有出席當晚活動，與其他家人一同聆聽她講述這段歷史。

談到更早一代的遷徙，她表示，家族長輩因當時的政治局勢及安全考慮離開中國，在馬來西亞落腳。祖父母一代起初經營橡膠園，其後出售部分土地，於1937年開設書店及文具店。

如今，她看見女兒在Newtown的書店及美術用品店挑選物品，便會想起祖輩的店舖，感受到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

她亦轉述姑母的戰時回憶：年幼時，家人白天會準備大量食物，孩子晚上被安排就寢，翌日早上食物便已消失。姑母長大後才知道，這些食物是為協助當地抵抗日軍佔領的澳洲人準備的。

Jenny Leong透過這些家庭記憶，分享家族與澳洲的聯繫，如何早於父親赴澳留學之前便已存在。

家族歷史亦讓Jenny Leong反思性別與傳承。她表示，家中女性一直具有重要影響力，但按照父系族譜的記錄方式，女性後代卻未必能被同樣記載。

她回憶，回鄉時曾與家人詢問，能否將下一代女性加入族譜。這段經歷讓她感受到，有些官方記錄可以作出調整，另一些涉及性別的傳統限制卻仍然存在。

她亦坦言，作為綠黨議員，自己的家族歷史卻與橡膠園及軍事背景有所連結，正好說明人的生活與政治立場並非簡單、單一。

她表示，自己並非來自激進左翼家庭，父母經營小生意，初到悉尼時，她甚至不理解街頭抗議的意義。其後，Newtown的社區人士、工會成員、社運參與者及原住民領袖，逐漸塑造了她的政治認識。

對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待遇的關注，以及對種族歧視加劇的憂慮，亦成為她投入公共事務的重要原因。她認為，家庭文化中重視社區、互相照顧及共同福祉的價值，與她所認同的政治理念有不少相通之處。

談及從政經歷，Jenny Leong回顧自己曾遭新州警員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她表示，事件進一步堅定了她以華裔澳洲人及民選議員身份反對種族歧視的決心。

她亦談到，自己在相關事件處理後接受拍攝時，身處新州議會以Henry Parkes命名的房間。她在演講中質疑，議會如何紀念曾推動排華政策的人物，以及這些歷史與今天華裔議員在議會工作的經驗之間，有何關聯。

Jenny Leong同時向早期進入議會的華裔女性致意，肯定她們突破族裔及性別障礙的貢獻。但她強調，身份本身並不足夠，增加多元面孔也不能成為終點。

她認為，親身經歷讓少數族裔政治人物能夠更具體地指出種族歧視的影響，而擁有公共平台，亦意味有責任在重要時刻發聲，推動超越表面代表性的改變。

問答環節：社區應更勇於提出問題

在現場問答環節，有觀眾問及亞裔澳洲人的政治代表性，以及參與公共事務時面對的障礙。

（問答環節）

Jenny Leong回應，社區有時過於追求禮貌、避免衝突及符合「模範移民」的期待，但面對不公平指責時，需要更有力地回應。她指出，不應將中國政府的決定，或其他與中國有關的爭議，概括歸咎於澳洲華人。

她鼓勵社區直接向政黨提出問題，包括候選人是否足夠多元，以及為何一名華裔候選人獲提名後，便經常被安排出席各類華人活動，其他候選人卻未有同樣投入與社區交流。

她亦分享，自己曾在社區組織的活動中，公開提出董事會缺乏女性參與的問題；另一方面，她出席某些女性活動時，又發現現場缺乏非白人面孔。她認為，這些情況都需要有人提出疑問，透過對話及積極參與推動改變。

另有觀眾問及議員及家人的安全。Jenny Leong表示，涉及議員安全的事件會對當事人、家人及其他議員造成真實影響，但討論個別事件時，亦需要審慎理解具體情況。

談到自身經驗，她表示，曾遭警員發表種族歧視言論，使自己對依靠警方保障安全抱有複雜感受。她亦提到，選區辦公室曾發生大門被踢毀的事件，據她所述，警方其後未有向她交代處理結果。

她表示，出席可能存在風險的社區活動時，會安排團隊成員同行，並與社區人士保持聯繫。對她而言，團隊與社區的支持，是重要的安全依靠。

她亦指出，部分社群，尤其曾經歷制度性種族歧視的人，未必能安心向警方求助，這是超越個別議員安全、值得社會正視的問題。

當觀眾問及反移民言論及社會氣氛的變化時，Jenny Leong將討論帶回居民日常面對的經濟壓力。

她認為，若希望降低社會緊張，便需要正視人們無法負擔租金、難以及時獲得家暴服務或精神健康支援，以及因生活開支上升而無力購買藥物等困境。

她以免費公共交通、限制租金升幅，以及讓家庭有能力支付食品、藥物、子女校外活動及課後照顧費用等政策方向為例，說明減輕生活負擔如何有助降低壓力。她亦提出，增加精神健康支援、提高收入補助及改善醫療保障，都是政府可以採取的措施。

她批評，若政治人物只要求社會「降溫」，卻沒有回應民眾感到不被聆聽及生活難以維持的原因，便無法處理問題的根源。

談及Pauline Hanson及反移民政治論述，她警告，將住房短缺、食品及能源價格上升等不滿，與針對移民和國際學生的言論結合，容易令他們成為被指責的對象。她認為，回應這類論述，需要提出真正能改善居民生活的政策。

活動最後由MOCA董事會成員Steven Hutcheon致謝。他感謝Jenny Leong坦誠而直接地分享家族歷史及政治觀點，並表示博物館是讓這些故事被講述的重要場所。

（MOCA董事會成員Steven Hutcheon）

他亦以女性爭取投票權的歷史為例，指出人們有時或會覺得事情永遠不會改變，但回顧歷史，過去曾被視為不可能的改變，最終亦能實現。

Steven Hutcheon同時介紹，當晚活動所在的樓層只是博物館的一部分，其他樓層的工程已接近完成，未來展覽空間將進一步擴展。他感謝工作人員及義工維持博物館運作的付出，並歡迎Jenny Leong日後再次到訪分享。

（活動參會者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