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节目主持人尊王和黄肇强医生的访问。

黄肇强医生

节目录音：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前上议院议员黄肇强医生访问（上）

【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 — 前上议院议员黄肇强医生访问（下）

黄肇强医生，1942年在中国出生，后与家人一同离开中国，到父亲的出生地：印尼。二十岁出远门来到澳洲读书， 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番耕耘成为医生。到1997年成立团结党，1999年到2007年3月担任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议会上议院议员，代表团结党，在华人社区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黄肇强医生出生在中国，一直以客家人的身分而自豪。到他八岁时，他跟随曾为国民党军医的父亲到印尼，寄住在伯父家里。父亲虽然是医生，在医疗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为病人看病、配药，但因为没有执业拍照，家境不太好，「对于现在理所当然的鸡蛋、鸡肉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也没有床，六个人睡在伯父家里的地板，睡了好几年。」但他同时享受与其他孩童一样的时光，会到印尼的溪流里学游泳，也会与人相处聊天，喝咖啡、吃香蕉。

黄医生早年在由宗教创办的中文学校里唸书，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很勤奋，而自己的求学之路却几经辗转，甚至差些就要留级。他先被父母送到爪哇一所较好的学校，后来又到雅加达，最后才到坤甸读书，到19岁高中毕业。后来到了雅加达，一开始甚至没有工作，住在朋友家里。当时有个教宗的特使经过雅加达，机缘巧合下，给了他一个到修院学习神学的机会。年轻的他，当然渴望向外闯，于是拿着神学院学生的签证来到悉尼。

1960年代，五月份的悉尼天气很冷，他和当时在悉尼大学就读医学的大哥在郊区木屋的一间房间里一起生活。在那个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里，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限期：如果六个月后考不了大学，家人就要他回印尼，结婚，做生意。在这样的情形下，哥哥建议他做自修生，努力温习考试。六个月后，让黄医生一直强调是「奇蹟」的是，他考入了悉尼大学的工程学。黄医生一直感谢那段日子里哥哥的支持与鼓励，让他可以专心钻研学业，不用担心担心经济上的压力。

后来黄医生进入悉尼大学读工程学，需要研修物理、应用数学和纯数学，与入学考试的数理化有很大的区别，他坦言自己应付不来，于是转科，转了读药剂学。在大学期间，因为哥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华人的缘故，黄医生重新学习粤语，读唐诗宋词。岁月如梭，在悉尼当时只有两所大学且大学生们并不容易毕业的情况下，他在悉尼大学的药剂学中读了三年便顺利毕业，正式参与工作了。

谈及后来成为医生的契机，是在黄肇强医生工作一年后。他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修读药剂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为药剂学的教授，另一就是修读医学。而在人生的分岔路上，他明白了自己更想要的东西，选择了医学。并且得益于悉尼大学当时给予已经有学士学位的学生优先录取机会的制度，黄医生终于入读悉尼大学医学系。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且在多所医院的几个部门工作了三年的时间后，最后在悉尼有了自己的诊所。从事医生这份职业的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多的病人变成了朋友，这份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便越来越厚重。他直言医生这份职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而是担任著神圣的职责，应该秉持着「博爱」和「天下为公」的精神为人服务。因此，在医生的身分之外，他也参与了不少慈善机构的组建以及活动，尤其热心于华人社区的服务。

直至1997年，保琳·汉森创建一国党，主要政治纲领主张反对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导致了在澳多年的少数民族的恐慌。一国党活跃的昆士兰州本身人口以白人居多，政治倾向也偏向保守，当地的文化、传统、教育都偏向白人为主，所以不能接受以往白人为主的社会接受移民的改变。黄医生指出，在他初到澳洲的1960年代，西方文化中华人从事低技术工种的刻板映像普遍存在，当时西方弥散著一种轻视、瞧不起华人的态度。华人在西方文化中因为外型与文化的不同，难以融入社会。然而，时代在变化，人的思想体系在进步，华人的话语权也在提升。原本作为自由党党员的黄医生当然对保琳·汉森的政治主张感到愤怒，同时对自由党的态度感到失望，毅然决定退出自由党，「当时我在一个餐馆开的记者招待会，就说：『我退出自由党了，我参加竞选！』」很多人对黄医生的这一举措表示不理解，甚至有报馆记者写了整整一页的报导公开批评。对于黄医生而言，这样的攻击当然是一桩噩耗。但同时，这篇刊登在公众媒体上的文章也打开了黄医生的知名度，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不同背景的社团的参与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社区，都拧成一股绳，每隔一两天就会开一次会，商量反对汉森的方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少数民族而成立一个政党，从来没有过。」黄医生一直以来告诫自己，也告诫家人的正直的原则最终引领他做了成立政党的决定。第二天，便有一份政党政纲通过与黄医生的一位朋友的联系送给了他。这个人对汉森的一国党的政纲感到愤怒与担忧，希望通过黄医生的能力来实现他的政纲。当时团结党刚刚成立，华人社区与不同背景的社团都对团结党寄予厚望，让团结党在两周以内就吸纳了两千个党员。

到1999年，黄肇强医生成为了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议会上议院议员，也是上议院第三位华人议员。黄医生感叹，「一般而言做政治家都会都会怀抱着一种理想，但是当你进入政党以后，特别是大党，就会收到『污染』，你会改变你的理想。」做了议员之后就要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乃至要非常谨慎，不能不拿清表态行事上的尺度。「工党要投工党的票，自由党要投自由党的票，跟随哪个党就要服从哪个党。稍有踰矩就会被踢出局。」而在黄医生的议员生涯中，在团结党的背景下，黄医生在议院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在投票上可以就事论事，少了党派政治上的制肘，可以直接考虑政策实质上对人民有什么影响。

黄医生更指出在澳洲的政治场上，政客们不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结私怨。事实上，政治家们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立场的坚定捍卫而对一个人萌生敬意。有一次黄医生在议会上就味精的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议员，开展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指出：「科学上并没有证据证明味精是有毒的，但当时的州长心中很歧视中国人，他打算推出一个新的政策，餐馆如果出售制作时以味精为调味的食物，就必须贴出该餐馆使用味精的标志。事实上，许多西方连锁餐厅都有使用味精，州长却表示combine powder不算味精。」在当时澳洲的政治以及舆论语境下，这条议案，黄医生回忆说，其实是具有歧视性质的。黄医生面对这样的挑战，并没有退缩，而是据理力争。在黄医生锲而不舍的反驳下，州长的议案最终没有通过。在会议结束后，对方的首席顾问更找到黄医生，称赞他的才能。2007年，当黄医生从上议院退休的时候，当时的在自由党以及工党担任要职的政治家都到达参与议会，以表示他们的尊敬与佩服。

在从议会中退休之后，黄肇强医生并没有在社区服务上松懈，反而积极参与以及组织向外的义工服务。从2007年「开心行动」的心脏义诊手术开始，黄医生就与同伴一同到中国的中山、陕西、潮州、沈阳等地区进行义诊。后来，义诊的方向转变集中在眼科，变成了如今为人熟知的「光明之行」。黄医生与其他医生和侨办以及中国的几家医院合作，作为技术人才携带专业仪器到中国各地（首次到西安）每年坚持进行义诊。后来黄医生更成立「柬埔寨光明之行」，每次义诊大概医治450位当地的白内障病人，不远万里帮助需要专业治疗的病人。

黄肇强医生一生热衷于参与社区事务与义工服务，更是澳洲华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但他行事的初衷从来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是希望帮助他人的一种热忱。他常提到那些在他人生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说成功并不属于一个人，许多事都是大家的功劳。他更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延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不用是多伟大的事业，所有事都由日行一善开始。